阿富汗塔利班不讓女性上學，她堅持開“秘密學校”

本文發於2023.1.2總第1075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雜誌標題《阿富汗塔利班的“女性入學禁令”》，作者為記者曹然

“對女性的歧視根植於無知，改變的方法只有知識和學習”

2022年12月20日，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下的臨時政府發佈命令，暫停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此後，關於限制和暫停女性進入中學、培訓學校及非政府組織學習、工作的政令陸續發出。

臨時政府高等教育代理部長納迪姆對禁令的解釋是，一些女生“沒有男性陪伴”，一些女生“不注意戴頭巾”，還有一些女生所學的專業“有悖阿富汗的文化尊嚴”，其中包括“工程和農業”。但諸多宗教界人士表示，在伊斯蘭教法中，女性和男性一樣有受教育的義務。

“我沒想到塔利班會通過實施這種落後的政策來傷害自己，禁止女性入學會讓學生羣體成為他們的敵人，會讓一個個家庭成為他們的敵人。”阿富汗本地女性活動人士馬達妮（化名）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過去一年多，馬達妮多次和塔利班高層官員溝通女性權益問題，並在聯合國有關阿富汗女性問題的會議上發聲。她説，阿富汗的問題不只在於塔利班的具體政策，更在於根植於人心中的落後觀念。“只有教育和知識能改變這一切，這符合全體阿富汗人的利益。”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022年12月20日指出，阿富汗需要確保女性的工作權和受教育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表示，阿富汗婦女、女童接受教育、實現就業的權益應該得到保障，中方期待阿塔作出努力，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

阿富汗官方通訊社巴赫塔爾通訊社12月26日報道稱，臨時政府副總理卡比爾會見私立大學協會董事會時表示，政府並不反對女性接受教育，正在努力“結束拖延”。臨時政府部長德拉瓦爾12月28日表示，“神職人員正努力根據伊斯蘭教法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2022年10月13日，阿富汗喀布爾，一名女警衞在喀布爾大學入學考試前對學生進行搜身。圖/視覺中國

“我們打敗了美國”

“一開始我是有點樂觀的。”馬達妮回憶道。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阿富汗前政府垮台，但人們預想中的社會動盪沒有發生。塔利班改善了治安，女性遭到謀殺的案件相比前政府時期減少了。“我們很開心，想着如果塔利班温和一些，或者有一些靈活的政策，人們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新政府。”

塔利班採取了一些和上世紀90年代第一次執政時不同的做法，持槍的士兵們沒有立刻將女性趕回家中。多位曾在當時的臨時政府任職的阿富汗人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包括一些女司長在內的前官員都在塔利班進城後繼續上班。一位塔利班指揮官對馬達妮説，新政府還沒有最終產生，“未來可能有女性擔任高級職位”。

但不到一個月，女性官員和職員們大多離開了崗位。2021年9月10日，《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任衞生部長馬傑魯赫時，他正深受大量基層女性醫護人員無法到崗的困擾。這可能源於一項女性出行政策的變化。馬達妮回憶，她最初獲得了新政權頒發的駕照，但一週之後，獨自開車出門的她被檢查站的塔利班士兵攔下。馬達妮被告知：“打電話給你的親屬，讓他們開車載你，你才能出門。”

緊接着，馬達妮開辦的女性識字班在政權更替後維持了20余天，被當地的塔利班官員要求停課。與此同時，喀布爾街頭的女性廣告遭到塗抹，越來越多的城鎮和鄉村傳來女性被要求不能單獨出門、不能上學的消息。曾任喀布爾省副省長的阿富汗女性領袖優素福當時對《中國新聞週刊》透露，塔利班搜查了喀布爾一些女性官員的住宅，並將學校和辦公室中的男女職員分開。“此外，塔利班官員明確説，他們的內閣中不會有女性。”

抗議活動隨之在全國各地出現。馬達妮面見了一位塔利班省長，請求他釋放被拘捕的女性抗議者。省長答應了馬達妮，兩人討論了阿富汗女性的未來。“我明確地告訴他，女性上街不是為了反對塔利班政府，因為事實上前政府也沒有充分保障女性權益。我説，我們同意有關宗教的條件，我們願意妥協，願意穿上罩袍，但我們希望有教育、工作和行動的自由。”

**“當我提出任何問題時，他一再驕傲地説‘我們打敗了美國’。我無法理解這和我的問題之間的關聯。於是我提到女學生，提到我能否繼續給她們上課。他説，請等待我們宣佈政策。”**馬達妮回憶道。

馬達妮的願望最終落空，越來越多的女性失去上學機會。2022年3月，臨時政府一度在全國範圍內恢復女性入學的權利，但許多學校被要求採取“物理隔離”措施。5月，臨時政府發佈“建議女性從頭至腳穿上罩袍”的指令。12月，臨時政府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下達了暫時禁止女性進入大學及培訓學校學習的命令。臨時政府經濟部亦在12月24日發佈命令，禁止女性在國內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

當地媒體報道稱，政府列出了所有教育機構的名單，逐個下達通知。學生們哭道：“他們要求我們戴頭巾，我們做了；他們要求我們得到家人的許可，我們得到了。現在是為什麼？”此外，截至2022年12月27日，至少四家國際非政府組織因女性員工禁令而停止了在阿富汗的人道援助工作。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無國界醫生亦表示，如果沒有女性員工，他們也將無法開展工作。

馬達妮對此不感到意外，她注意到，在喀布爾街頭，針對教育禁令的抗議活動一次只有數十人蔘加。“相比去年9月時動輒數百名女性參加的抗議活動，現在街頭抗議的人數已經急劇減少，”她説，“因為一年多過去，現在女性已不可能在家庭之外聚集討論公共話題，社交媒體上較大的女性羣組也遭到追蹤和威脅……這不是突然的政策調整，而是一系列變化的結果。”

不過，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諸多伊斯蘭宗教界人士公開批評臨時政府的新政。阿富汗神職人員穆夫提·阿赫塔爾指出，根據伊斯蘭教法，受教育“是男女共同的義務”。另一位喀布爾的伊斯蘭教學者瓦津強調，“教法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到女性不能住在單獨的宿舍中，這種事情從來沒有出現在伊斯蘭教法中。”

2022年12月22日，在阿拉伯世界頗具影響力的埃及阿茲哈爾大伊瑪目塔伊布公開發聲，對阿富汗臨時政府的新政“深感遺憾”。他説，這與伊斯蘭教法相矛盾，教法明確“男人和女人，從搖籃到墳墓，都要追求知識”。

阿富汗媒體報道稱，面對國內外的反對意見，臨時政府在重新考慮允許女性接受教育。大學講師穆薩維·穆布利警告道，如果女性無法接受高等教育和技能教育，阿富汗將在未來幾年面臨嚴重的人力短缺。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指出，自2021年11月以來，該機構一直在為45家阿富汗本土醫療機構提供支持，這些機構的10483名醫務人員中約三分之一為女性。“顯而易見，如果女性無法完成各個醫療專業的學習，這將對阿富汗各地醫療服務的提供產生更嚴重的影響，使數百萬人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陷入停滯的“包容性”對話

最初對女性權利展現出積極姿態的塔利班，為何會一步步加強限制措施？分析指出，這與更廣泛的包容性政府談判的停滯有關。

2021年8月開始，女性權利與少數族裔權利等問題一起被納入阿富汗各界組建包容性政府談判的議程中。談判代表之一、阿富汗伊斯蘭人民黨領導人哈迪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相比上世紀90年代，現在的塔利班領導層與國際社會接觸更多，來自多哈辦公室的領導人們與世界各國長期保持着溝通，“他們知道阿富汗在經濟上依賴於國際體系，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而組建包容性政府、保障女性權利、打擊恐怖組織，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承認塔利班政府的前提條件。

在此背景下，哈迪曾與剛剛進入喀布爾的塔利班領導人哈利勒·哈卡尼談起過婦女權利，“我提醒哈卡尼，如果阿富汗的母親們受過教育，現在阿富汗的局勢會有很大不同。哈卡尼給予了積極回應。”

“但與此同時，別忘了還有很多普通塔利班成員，這些人在聖戰中甚至失去了家人。當塔利班領導層考慮新政策時，基層塔利班士兵們會認為這種改變違反了聖戰的初衷。這是最大的不確定性。”哈迪説。

包容性政府談判開始時，《中國新聞週刊》曾問一位名為馬赫迪的塔利班中層官員：國際承認和教法原則哪個更重要？“伊斯蘭法律是不可改變的，背離伊斯蘭教義是一種罪惡，我們永遠不會背離我們的宗教和文化，是國際社會應當尊重我們的宗教、文化和價值觀。”馬赫迪説。

一位接近塔利班談判代表的前官員也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塔利班始終堅持，公民權利等具體問題要以“受塔利班認可的伊斯蘭教法保護”為限進行談判。

因而，自2021年9月以來，包容性談判陷入長期停滯。在此過程中，阿富汗的內外部環境也發生了變化。馬達妮指出，過去一年來，越來越多的符合塔利班意識形態的宗教宣講在阿富汗國內展開，“每一次宣講都在改變地方管理者對婦女權利等問題的看法”。

另一方面，塔利班尋求國際承認和援助的進程在2022年取得較大進展。2022年以來，塔利班代表多次前往北歐和多哈，與歐美多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就人道援助、資金解凍等議題展開談判。聯合國系統各機構在阿富汗的援助活動也基本恢復。2022年1月，聯合國及其合作伙伴為阿富汗發起了超過 50 億美元的籌資呼籲。

馬達妮指出，國際援助的恢復讓一些塔利班官員覺得，即使不推進包容性談判議程，阿富汗也不會被國際社會拒之門外。哈迪則認為，在阿富汗飽受旱災和流行病折磨、超過半數人口掙扎在飢餓線上時，為政治議程停止國際援助無益於解決問題；同時，只有保持同塔利班的接觸，才能讓塔利班瞭解國際社會的訴求。

在此背景下，2022年12月21日，聯合國阿富汗問題特使奧通巴耶娃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指出，如今受到威脅的遠不止是阿富汗女性的權利，臨時政府事實上“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阿富汗內部對話的必要性”。塔利班臨時政府則宣稱，國際社會不應干涉阿富汗內政，也不應將政治問題和其他問題掛鈎。

“阿富汗政府的組建具有包容性，我們正在解決各個領域的問題。”臨時政府副發言人卡裏米近日表示。

阿富汗女性的改變

塔利班禁止女性受教育後，馬達妮運營的3所私下授課的女性“秘密學校”仍在繼續運作。她同時開始籌劃為待在家中的女性提供在線課程，儘可能開設從波斯語、普什圖語、英語到計算機、寫作等“學校原有的大多數課程”。

在阿富汗，“秘密學校”有悠久的歷史。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中興起的各類帶有宗教色彩的民族武裝，大多限制女性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機會，塔利班在1996年到2001年的第一次執政時期將這些限制推向了“罩袍、斬首、石刑的高潮”。在此背景下，阿富汗各省大大小小的女子“秘密學校”應運而生。它們無法為學生頒發文憑，但教育程度“並不遜色於真正的學校”。

不過，“秘密學校”不足以改變阿富汗女性整體上的境遇。作為前政府任命的阿富汗第一位女性國防部副部長，優素福坦言，上一屆政府並未顯著改善女性的生存狀況，“在一些省份，女性參加工作、受教育的比例甚至不足20％”。馬達妮也指出，在前政府時期，阿富汗民眾中不乏認為“女性應該待在家裏”的聲音。

2021年9月至今，多位被馬達妮營救出獄的女性抗議者，在之後數週內就被殺害。當她找到塔利班官員報案時，對方表示，這些女孩不是被塔利班士兵殺害的，而是被她們自己的家人殺害的。這構成了塔利班政策取向的社會土壤。

考慮到現實的限制，一些新的高校建設計劃試圖為了尊重保守價值觀作出進一步妥協。留學德國的阿富汗建築設計師哈里米新發布的一份大學校園設計強調“尊重阿富汗的規範和價值觀”，在校園建設上實現“性別和身體隔離”，並在醫學和教育專業建立單獨的女性院系。哈里米稱，這是一種幫助女性在當下獲得“與男性相似的教育機會”的一種方案。

但馬達妮擔憂，如果國際社會不能推動塔利班就女性權利問題作出積極承諾，一些更激進的政策還可能出現。女性入學禁令發佈後，一些省份的女性朋友向馬達妮透露，當地官員已開始進一步限制女性出行，“只允許出門購買生活必需品，且要有男性近親屬陪同”。

“但阿富汗女性不會停止追求知識。阿富汗女性已經不再是20年前塔利班第一次執政時的樣子了。那時女性大多數是文盲，不瞭解自己的權利，也沒有接觸外界的方式。但現在，女性是阿富汗有知識民眾中的重要力量。”馬達妮説，“對女性的歧視根植於無知，改變的方法只有知識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