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美國人口結構正發生“靜悄悄的鉅變”

美國人口普查局不久前公佈的2021年人口報告數據顯示，與2020年相比，美國人口增加39.27萬人，增幅僅為0.1%。這是自190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開始年度人口統計以來，美國人口增長率的最低數字。國際移民減少、生育率下降以及疫情導致死亡率上升等，被美國官方歸結為人口增長趨緩的主要原因。但上述原因本身是美國長期人口結構發展趨勢的結果，而非新冠疫情帶來的新現象。

早在21世紀初，美國國內就有聲音認為，美國人口結構正在經歷“從幾乎是白色嬰兒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國家的轉型”。這一人口結構轉型是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產業空心化、高科技產業和生產自動化等共同作用的產物。處於全球化中心的美國經歷了經濟的結構性變化，這決定了它前所未有地需要引進大量移民，進而客觀上使美國人口的種族與族裔多樣性進入加速多元化進程。

也就是説，美國長期以來人口增長的動能主要來自少數族裔和移民。例如拉美裔在過去幾十年裏是美國人口增長的主要羣體，而墨西哥是這一時期美國最大的移民羣體來源國。那麼，為何這一動能在近年趨於萎縮呢？因為該動能本身是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各主要族裔羣體的生育率就已全線下滑，美國“土生人口”特別是歐洲裔白人人口增長乏力。為了解決人口萎縮問題，就需要有“外國出生人口”羣體也就是移民的持續增長，並且極大依賴少數族裔保持高生育率。

值得思考的是，雖然除了亞裔以外的各少數族裔生育率整體上高於歐洲裔白人，但近年來美國各少數族裔的生育率也呈下降趨勢。那麼，美國“土生人口”增長乏力的原因是什麼？除了經濟結構這一基礎性原因，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蕭條、嚴峻的就業形勢和日益惡化的勞資失衡等壓抑了美國年輕人的生育願望，美國社會政策的高度市場化導向和年輕人所信奉的社會思潮也是重要因素。

從社會政策導向來看，高度市場化的公共服務和“濟貧”色彩濃厚的社會福利政策不利於鼓勵生育。美國迄今沒有建立起普惠性社會保障體系，企業沒有法定義務為其員工提供帶薪產假，職業女性只能將帶薪假全部用在生育期，並且通過購買保險來降低育兒成本。政府提供的“婦幼營養補貼”等僅限於無收入或低收入家庭，而這些家庭主要是少數族裔，大部分歐洲裔白人無法從中獲益。加上與生育相關的社會服務高度市場化，例如托育和教育費用高昂，美國育齡婦女不得不在生育與工作之間進行抉擇。

從社會思潮來看，美國年輕一代深受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等思潮影響，傳統家庭觀念日趨淡化，自願選擇“丁克”或主張性少數羣體（LGBTQ）權利的比重逐年升高，對亞裔、西班牙裔、非洲裔等移民的二代和三代的觀念產生同化作用。這些社會思潮也是造成美國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美國歐洲裔白人的人口占比急劇下降導致保守派羣體危機感上升，近年來“反移民”思潮的社會影響力持續膨脹，正在極大改變美國這個移民國家的移民政策。

隨着“嬰兒潮”一代進入退休年齡，美國將迎來人口老齡化問題。與“土生人口”相比，人口老齡化問題在“外國出生人口”羣體中更為突出。這就為“反移民”思潮支持者提供了重要依據，他們認為佔據美國移民絕對主體的“鏈式移民”不但消耗聯邦財政資源，還有半數以上移民家庭依賴聯邦和各地福利項目。

這股“反移民”思潮更深刻的根源在於傳統歐洲裔白人的主體族裔優勢地位受到衝擊，因而帶來嚴重危機感。從單一族羣的對比來看，到2060年，歐洲裔白人在美國人口中的佔比預計僅為三成多，並將於2044年從多數族羣變成“主要的少數族羣”，美國將進入沒有任一族羣超過總人口半數的多元人口結構。這也是當前美國種族矛盾和文化衝突再興的原因，一些堅持傳統文化認同的美國人為此頗感擔心，認為20世紀末以來大量湧入的新移民將造成未來美國“在語言和精神上的分裂”。

其實何止“在語言和精神上的分裂”？在新冠疫情中暴露出來的不同種族和階層之間的健康不平等性，讓美國社會各維度的“分裂”都在趨於惡化。2020年，西班牙裔、亞裔和非洲裔羣體的生育率下滑幅度甚至高過歐洲裔白人羣體，就是疫情下健康不平等性惡化的副產品。但這一副產品顯然並未平息“白人的憤怒”。

“白人的憤怒”引發新一輪“誰才是美國人”的身份認同辯論，背後是兩黨從各自黨派利益出發，圍繞人口結構和分佈的變化繪製地方選舉和總統選舉的“人口政治版圖”。“白人的憤怒”已經極大改變美國的政治圖景，兩黨極化與社會分裂陷入惡性循環，右翼民粹主義羣體炒作的“反全球化”“反移民”和“反社會福利氾濫”議題與此緊密相關。為了確保共和黨的選舉利益，北卡羅來納州和得克薩斯州由共和黨主導的立法機構重新繪製了選舉地圖，事實上剝奪了少數族裔社區的選舉權……

美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靜悄悄的鉅變”。它帶給美國政治和美國社會的，是前所未有的深刻挑戰。(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