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華盛頓逆全球化衝動剎不住車

美國總統拜登勝選和上台之初，不少人曾認為美國有望迴歸多邊主義、重啓全球化進程。如今拜登執政將滿一年，當前的美國真的已對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撥亂反正”、迴歸既往的全球化軌道了嗎？恐怕並非如此。拜登政府的所做所為更像是新版的“後全球化戰略”。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突出特徵是不斷放寬商品、技術、資本、人口等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動，不再過多強調意識形態分別，打破以往橫亙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制度、機制與思想壁壘，推動全球相互整合交流、實現“多元一體”。而在特朗普當政期間，美國主動掀起“逆全球化”運動，在貨物貿易、技術流動、跨境移民等多個方面設置壁壘，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則是再鮮明不過的“後全球化戰略”。美國與世界的一體性在此期間大幅倒退，拜登在大選期間指責特朗普曾保證“美國優先”，但實質是讓美國孤立無援，這也使“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全球化終結”等在過去幾年成為全球輿論中被頻繁談論的詞語。

過去一年，世界各地對“全球化終結”的談論呈現減少之勢，這並非因為人們重拾了對美國和全球化的信心，更可能是已對全球化遭遇逆流這個現實習以為常。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的諸多內外政策安排，並沒再次“入軌”既往的全球化，而更像是建立在“告別全球化”的抉擇之上。之前就已強化的對華技術封鎖和科技帝國主義，現在依然如故甚至還在加強；對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開始設限；高度強調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將“民主”的調門提得高之又高。不久前拜登政府發起所謂的“民主峯會”，就是在拼湊陣營和製造全球分裂，它與人們真正期待的以全球化推動世界共同發展背道而馳。總體來説，儘管拜登與特朗普的政策有所區別，但也與過去幾十年全球化進程中的美國對外政策明顯不同。拜登正以自己的方式從既往的全球化進程中後撤。

拜登的內政選擇重在修補以往全球化對美國的所謂“傷害”，而非為全球化清除障礙。一個主要表現，就是試圖重新規制在全球化進程中失衡的資本與政治（國家）的關係。對全球化起着推動作用的大公司，已成拜登政府着重“修理”的對象，這反映在他的幾項重要人事任命上。現年32歲的反壟斷問題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麗娜·汗被任命為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新主席，她對科技巨頭長期持批評態度。同樣出身哥倫比亞大學的華裔法學教授蒂姆·吳被任命為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特別助理，他的強硬反壟斷立場早已為人所知。康奈爾大學法學院教授索萊·奧瑪洛娃一度被提名擔任美國貨幣監理署署長，而她認為美國應該參照蘇聯國家銀行模式。

這些任命或提名均指向過去幾十年來興盛於美國的“股東資本主義”，它們顯然不是要為全球化鋪路，而是對全球化造成的社會撕裂療傷。除此之外，拜登政府還推動設置全球最低企業税，這既是建立新的全球競爭規則，也是強化對美國企業跨境活動的約束。這都表明拜登對資本運動即經濟全球化實施國內國際管制的興趣，遠遠高於最近幾十年來的其他美國總統。他所仿效的對象可能是上世紀30年代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後者當時是在百年前的全球化浪潮進入尾聲並嚴重撕裂美國社會之際擔任起總統的。

無論拜登還是特朗普的“後全球化戰略”，中國都是最大“關照”對象。特朗普以直觀的國家主義立場全面從全球化中退卻，他認為其他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給美國帶來損失並引發問題，特別是中國沾了全球化的光。但以他為代表的一些美國政治經濟精英有意無意避而不談的一個事實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並非是因中國要求而發生，很長時期內也不是以中國為主要引擎。它是來自於美國的主動選擇，並服務於美國的國內國際目標。美國曾在全球化中獲得巨大利好，其中包括瓦解蘇聯、擴展美企全球競爭優勢以及推廣美式價值觀。只不過近些年來，全球化對美國表現出反噬性，其主要成因是在美國陶醉於全球化巨大利好時，忘了需對資本運動予以適當規制，否則資本的無序擴張會瓦解包括美國在內任何國家的政治秩序。

在對華政策上，拜登政府啓動科技帝國主義、發動意識形態進攻、建立各種新同盟以期圍堵遏制中國等等，這套政策組合設計更加精細。過去很多年間，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靠中美經貿合作這根主軸維持着的。但在最近兩屆美國政府的主動選擇和單邊挑釁下，中美進入緊張博弈狀態，這給那些有關全球化迴歸的期待蒙上了厚厚一層陰影。

需要正視的是，美國事實上仍在向着“後全球化”突進，拜登和特朗普只是以不同方式對“後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戰略做出了選擇。兩人的選擇都有難以突破的窘境：就特朗普來説，損失的是全球市場，那樣的美國想重現輝煌幾無可能；就拜登來説，對資本運動進行全球治理很難形成全球性意志，而在國內加強對資本的管制則可能以降低美國經濟增長為代價。無論哪種選擇，以中國為對手的選擇都是錯誤的。無論對於美國還是中國，全球化都是既帶來利好也帶來挑戰，管控隨全球化而生的各種混亂和傷害仍需兩國通力合作、共商新策。兩國相鬥只會兩敗俱傷，也無益於國際社會。（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