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波：拉美千禧一代尋求擺脱新自由主義

受新冠疫情肆虐等多重因素影響，對拉美來説2021年很彷徨，但很多人也在追求變革。因為經濟陷入困頓、失業、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等問題激起了民眾的求變之心。在這一背景下，左翼運動再度興起，不少拉美國家的左翼政黨奪回了執政權。

不久前，左翼政黨聯盟“贊成尊嚴”候選人博裏奇在智利總統大選中戰勝右翼對手，這次總統選舉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千禧一代已經有人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博裏奇出生於1986年，是標準的“千禧一代”，早在2011年就作為學生運動領袖爭取免費教育，在智利政壇初露頭角。此前，出生於1982年的布蒂吉格擔任美國交通部長，這是千禧一代首次進入美國政府內閣。再往前一點，36歲的馬林擔任芬蘭女總理。套用中國的一句話，真可謂“長江後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博裏奇當選的最大意義，在於其成為拉美國家新自由主義批判的重要成果。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拉美國家深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智利是重災區之一，在這個從教育到公共基礎設施甚至連水資源都充分私有化的國家，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財富分配的極化特徵延伸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並在這輪左翼和右翼之間的對決中得到了充分顯示。

博裏奇在競選演説中誓言，要“埋葬”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他為此提出了提高對“超級富豪”的税收，廢除由私營企業管理養老金的制度，實行普惠的醫療保險等擴大社會服務、打擊不平等現象和加強環境保護等施政綱領。這些針對性極強的承諾，加上對右翼上台政治上獨裁倒退的擔憂，使越來越多的人最終把手中的選票投向這個他們並不熟悉的年輕人。正如智利政治學者克里斯托巴·貝約里奧對媒體所言：“（選舉結果）明確了許多第一輪沒有投給博裏奇，但卻在2020年投票支持新憲法的選民，為了能讓他們期待的改革真正落實，而最終選擇了博裏奇。”從這個意義上看，與其説這是對博裏奇個人的支持，倒不如説是飽嘗新自由主義之苦的智利中下層民眾對社會公平公正的渴望使然。

很顯然，千禧一代走上政治舞台，不僅僅是一般性的代際更替，而有其豐富特殊的政治意義，這是一個歷史轉折的開始。

就在兩年前，美國的嬰兒潮一代與千禧一代之間持續發酵的世代摩擦引發了一場“戰爭”。“好了，嬰兒潮一代”，成為了年輕一代對上一代表達失望的口號。《好了，嬰兒潮一代，讓我們聊一聊》一書解釋了這種緊張關係的根源：千禧一代過着與父母不同的生活，而且往往過得不如父母，嬰兒潮一代則應為此負責。《時代》週刊雜誌記者夏洛特·艾特認為，“在這個收入嚴重不平等、社會和政治動盪的時代，我們很難不去責怪過去三十年來一直在掌舵的那一代人。”但是，將所有的責任歸結於嬰兒潮一代，未免主觀化了，更多地意味着一種情緒上的發泄，也正如夏洛特·艾特所言，“嬰兒潮一代並沒有為自己的孩子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但他們也沒有從父母那裏繼承到完美的世界。”對於千禧一代來説，與追究上一代的責任相比，反思一下現行的社會制度應更理性一些。冷戰之後長大的這一代，不僅目睹了資本權力在全球的暢行無阻、所向披靡，更是切身感受到資本赤裸之後的冷酷無情。只要資本邏輯還居於統治地位，它就應對所有社會的不公負起最終的責任，這一點早已為馬克思所闡明。

冷戰之後，西方資本主導的世界歷史進程，註定了千禧一代與社會主義的情感關聯，雖然在他們的思想視野中，這種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還有明顯的差異，但已經充分反映了這一代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反抗。是改變自己尋求對現實的適應，還是改變現實尋求現實對自己的適應，對於既活躍又有鬥爭精神的年輕人來説，往往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年輕人對現存世界的改變向來有着天然的熱情和動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青年從來都被視為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象徵着未來和希望。據博裏奇的父親向媒體介紹，“他希望為社會的改變做出貢獻，消除我們今天存在的許多不公正現象。我毫不懷疑，這將是他作為總統的動力。”在博裏奇的身後，是席捲整個拉美的千禧左翼浪潮。進入2022年，拉美地區還有巴西和哥倫比亞這兩個重要國家將舉行大選，這直接關係到地區政治風向是否繼續“向左轉”。

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大同世界依然還只是個理想而已，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的地方年輕人享受着和平而寧靜的時光，有的地方年輕人卻飽嘗紛飛戰火的苦痛。雖然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歡喜與哀愁，但對這種客觀性的承認並不意味着對現實的屈服。正是由此，對於博裏奇和他領導的智利改革，不論這種改變的程度如何，都是值得肯定與期待的。（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