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牟堅：理直氣壯向世界展示德義外交

中華文明的底層結構是禮樂文明。禮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人與人相見尤其是士階層相見要有士之禮，以示相互敬重而不輕慢。禮的無所不在，顯示出中華文明精神品質所達到的高度，中國因此被周邊國家贊為“禮義之邦”。禮既是處理內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原則，也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準則，可謂是禮義外交、德義外交。

西周、東周時期諸侯國與國之間相交的原則毫無例外是禮義、德義的價值原則。春秋時代常被批評為“禮崩樂壞”“春秋無義戰”，但我們從《左傳》中還是可以看到禮樂精神的延續。春秋時代兩國交戰往往不以殺傷為目的，更有不少交戰雙方因為看到對方顯示出禮而主動停戰的例子，甚至有交戰一方面對對方大敗而有戰車陷入泥濘中時，主動向對方提供技術幫助的例子。 

諸侯國間在平時交往中就更加不忘有禮。當時在外交場合經常引《詩》。《詩》教被認為是“温柔敦厚之教”，外交場合大量引《詩》，絕非誇耀文學修養，而是要委婉地傳達政治意圖，而相關政治意圖是合乎禮義的。各國使節之所以能引《詩》，是因為他們享有共同的教養及更深層次的禮義、德義價值觀。使節若對於對方引《詩》無感，或者不能準確理解、把握所引《詩》的深層次政治秩序安排而第一時間作出合乎禮義的回應，則會被各國所恥笑。聞一多在《詩與批評》中認為“春秋時代是一個相當美好的時代，那時候在政治上保持一種均勢”。政治保持均勢的根本在於禮義的維繫與存續。大國以禮義來“尊王攘夷”，而小國同樣可以基於禮義理直氣壯地指責大國，大國若理屈詞窮也不得不作出讓步、不敢明目張膽地以武力相加。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以“三家分晉”作為全書開端，背後有其深刻的政治哲學邏輯。當週天子對於瓜分晉國的韓、趙、魏不僅不加以討伐，反而基於自身弱勢而冊封三家時，就等於自我放棄了禮制，放棄了禮義、名分的價值觀，也就不能再保有天下。

呂不韋召集門人著《呂氏春秋》，實際上是為秦統一六國而做的學術、理論準備，可惜沒有被秦始皇採用。《呂氏春秋》強調治理國家、天下都要以德義為價值原則。而秦王朝因以嚴刑酷法治國而很快滅亡。漢朝吸取秦的教訓，以禮義、名教治理天下，同時對於秦的郡縣制最終加以繼承。

秦代以降，漢、唐、明、清等大一統國家與周邊國家的交往，都遵循德義價值觀。明朝時有日本使臣到中國來，明朝皇帝問到日本的風土人情，使臣寫了《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這首詩來作答：“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 表示日本的禮制從中國漢唐學習而來，並與中國完全一樣，這正顯示了當時中國與周邊國家外交的底層結構是禮義、德義外交的價值觀。鄭和下西洋時，以明朝國力之盛，卻沒有對周邊國家採取殖民霸權政策，而是實行“以大事小”“厚往薄來”的德義外交，顯示出和平共處的精神以及責任擔當。

清代李汝珍的小説《鏡花緣》寫到主人公遊歷海外諸國，其理想中的國家“君子國”“大人國”內外實行的都是德義，而其本源則是來自中國這一禮義之邦富而好禮。中國的禮義、德義是貫通國家內部與外部天下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外交思想無不深深植根於中華文明傳統，其底層結構正是中華文明的德義外交。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共商共建共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無一不是中華文明的德義外交具體、全面的體現。德義外交根本上也是文化價值觀外交。

同樣是價值觀外交，既有和平外交與霸權主義外交的區別，也有真實不虛的外交與虛偽外交的區別。歷史上的西方列強以及今天美國的價值觀外交無疑是後者，是打着價值觀之名而行霸權、分化瓦解別國之實，根本上是名實不符的虛偽價值觀。

中國的德義外交之“德”，意味着對於他國的長久性善意，而非貪圖一時功利，這就是新中國外交傳統強調“長久友誼”“長久朋友”的深層哲學邏輯所在。“德者，得也”，即要考慮到最終結果檢驗。比如以坦贊鐵路等為代表的中非友誼經歷的歷史檢驗。“德”還要完全出自內心之“誠”而不虛偽。

中國德義外交之“德”聯繫着一種長久性，這從根本上來自於中華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連續沒有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可長可久之道”。中華文明能夠保持唯一的連續未斷裂性，根本上離不開對於“德”的深刻理解與堅守。

中國德義外交的“義”意味着“公平正義”與“相互尊重”，這包括中華文明傳統對於小國的真正尊重與理解。“義”還意味着共利原則，國與國之間不能只看重利益，但也不是不重視利益，而是“利者，義之和也”，更加重視國與國之間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合作共贏”。

德義外交將“德”與“義”緊密結合，才是可長可久的。而“德”在“義”先，就是説對於他國不僅要尊重，還要有善意，德義外交的出發點是與人為善的“善意”，是孔子説的“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中華文明作為原生性道路文明的普遍性，將超越一些斷裂次生道路文明的普遍性。今天的中國，是時候理直氣壯、心平氣和地展現我們的真實價值觀外交了。（作者分別是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古代史所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