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偉健：華盛頓的政治包裝術趨於破產

藉着美國國會山暴亂一週年紀念日，美國總統拜登猛烈抨擊前任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攻擊美國民主，同時又再次竭力為美式民主辯護，聲稱美式民主從來沒有“進程太慢，分裂太嚴重”等飽受詬病的問題。在美式民主越來越成為“壞民主”樣板的當下，為何美國一些政治精英依然頑固地堅持西方民主制度的程序性以及形式的合法性？

某種意義上説，這種程序民主以及對其“正義性”的固執認知，是現代工業社會興起後從古典民主形式演化來的理念及制度。

主要源頭之一，正是曾被認為代表進步的唯理主義政治觀念。自黑格爾以來，沿着近代啓蒙思想唯理主義哲學的思路，西方人站在文明進化的進步主義線性史觀高度，居高臨下地認為一切抽象、形式化、普遍性的規則體系都更加“進步”“先進”，而一切具體、非形式化、特殊性的規則體系都是落後、不夠開化的。

這種政治理念的傲慢自然導致西方人在判斷其他民族乃至種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時，難以摘掉有色眼鏡，而將一切不符合西方標準的制度都化約為“民主”的對立面，即所謂“專制”。

源頭之二，是形式主義特徵突出的現代程序法治。以“正當程序”為基礎，以“一事不再理”“遵循先例”等一系列法律程序規則為集中表現，源自西方傳統的程序法治以司法程序推進的效率為至高原則，人為地製造出一個把刑事犯罪受害者降為“赤裸生命”的政治法律空間。在這個空間裏，依據無罪推定原則，未經正當程序審理並依據法律事實被判有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便已經被認為在自然事實上有罪，但只要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等一系列程序中發現瑕疵，就有可能被宣佈無罪。而被程序法治的正義性傷害的，卻是事實上受到確鑿傷害、被侵權的原告。

從這個源頭特徵來看，現代西方國家的司法體系花費大筆納税人的錢去維護罪犯甚至暴力分子的“體面”與“人權”，而往往置受害人於不顧的做法，其行為邏輯就可以理解了。通過深入研究美國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一半都是關於刑事訴訟規則的。對於刑事訴訟規則的極端重視，正是演進中的英美法治體系服務於資本主義擴張需要的表現：基於去倫理化的抽象程序規則而去追求實現“程序正義”，要比基於傳統倫理道德的實體正義更加重要。理解了對純粹程序法治的執念這一根源後，西方民主打着“一人一票”等所謂“程序正義”繼續霸佔道德高地，實際卻陷入日益嚴重的民主劣質化以及由此引發的種種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就不難理解了。

源頭之三，則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文明形態使然。在後冷戰時代，跨國壟斷資本的霸權在後工業化社會已經充分體現為以股市、金融市場霸權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系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即一切經營行為只對證券市場上的數字漲落負責，表現出高度抽象的量化特徵。

與這種特徵相呼應的就是西方尤其美式民主法治制度及其相關理念範式。作為一種以塑造“同意”見長的民主政治制度，不管人類生活世界多麼紛繁複雜，只要到了需要依靠統計技術汲取人民“意見”、獲取人民“同意”的時候，複雜多樣的事實往往就被化約成簡單的數據指標，之後再根據這些數據指標建立堪比自然科學學科的量化模型。經過如此幾番炮製之後，足以征服諸多受過現代西式教育頭腦的“政治真理”就出爐了。

回顧後冷戰時代以來美西方國家諸多民意調查機構甚至國會等部門炮製的一份份高度體現指標化的“人權報告”，無一不是如此。這種政治市場上的“民意”炮製與包裝工藝，跟美國股票市場上被精心包裝並向全世界兜售的有毒債券簡直如出一轍。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對數字和量化的迷信甚至狂熱，助長了西方民主體制中一些政客慣用的暫時迎合選民以及使出渾身解數博取眼球等政治操弄手法。

因此，現在我們批判西式民主，需要深入挖掘其模式內涵，看到其理論根源和思維範式的嚴重侷限。對這一點，半個世紀以前法國學者福柯就通過對後現代權力觀的發掘以及對現代國家治理術的揭示，告訴人們現代西方國家是如何用高度抽象的數字，比如民意測驗、人口統計等技術手段來治理、馴服乃至矇蔽選民的。如今時過境遷，隨着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和“差異計算”“隱私計算”等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到來，使用那些相對容易操縱的製造“同意”的傳統伎倆構築起來的信息鴻溝正在被彌平，西方政客使用幾組統計數字或量化模型就能糊弄全世界“民意”的時代正在過去，西式民主的自我標榜和自我包裝正在被進一步揭穿。（作者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