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拉美經濟復甦還需克服哪些障礙

新冠疫情持續肆虐之下，拉美多國經濟呈現復甦勢頭，經濟發展短暫進入上行軌道。但受全球供應鏈阻斷等外部環境影響，以及地區國家經濟結構等內生因素掣肘，拉美多國經濟復甦的後續勢頭不足。地區國家產業結構大多單一，經濟多元化變革與調整緩慢甚至停滯，全要素生產率依然低位徘徊，種種不利因素阻礙其融入全球新一輪產業鏈和工業鏈重組進程，短期內恐難以擺脱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低端處境。

疫情背景下，地區經濟增長呈現一些新特徵。其一，地區經濟總體復甦勢頭明顯，但高開低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最新《全球經濟展望報告》稱，2021年拉美全年經濟增長率為6.3%，高於全球經濟增長率5.9%。但隨着變異毒株在拉美多點暴發，地區一些國家經濟復甦勢頭逐月減緩。

其二，各國復甦勢頭不一，但未來兩年復甦動力普遍減弱。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2021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經濟復甦最快的是圭亞那，為21.2%，緊隨其後的是秘魯、智利、哥倫比亞、阿根廷等國。預計這種回暖步伐，2022年和2023年將普遍放緩。以阿根廷為例，由於長期性結構問題並未得到改善，加上執政聯盟內部分歧、美元匯率變化影響出口產品價格等因素，2022年開始，阿經濟增長可能動力減弱。世行稱，今後兩年拉美經濟增長將顯著下滑，地區總體增長率將低於3%，回到2010年前低增長週期。由此，業界對拉美“失去新十年”的擔憂再次抬升。

其三，失業率居高不下，通脹壓力加大。拉美各國經濟復甦並未帶來就業率的等比增加。以巴西為例，2021年巴西失業率連續幾個季度高達兩位數，失業者的失業時間也持續拉長。經濟學規律顯示，失業時間越長，重返就業崗位的難度越大。這表明巴西勞動力市場的困境並未隨着經濟復甦改變。疫情下，拉美國家還幾乎無一不在承受通脹加大的壓力。

除此之外，經濟短暫回升並未消弭拉美社會階層分化的沉痾，反而放大了兩極分化的矛盾，擴大社會裂痕。地區國家社會張力持續加大，拉美社會矛盾進入高發、易發期。

疫情對拉美社會底層民眾的衝擊最為直接，影響也更深刻。根據阿根廷國家統計和人口普查研究所的數據，儘管2021年上半年阿經濟活動反彈10.5%，但貧困率仍為40.6%，赤貧率為10.7%，這意味着疫情下阿仍有1850萬貧困人口、490萬赤貧人口。疫情對哥倫比亞民眾生活帶來嚴重衝擊，數據顯示約30%的家庭無法保證“一日三餐”。巴西的境況同樣不容樂觀，該國信用機構發佈的調查表明，巴西人因疫情而舉債過日的人日漸增多，其中聖保羅州就有32%的居民揹負逾期債務。

社會分化與撕裂直接催生具有濃厚拉美特色的“街頭運動”和“街頭政治”。拉美權威民調機構的調查顯示，地區民眾對現有民主政治體制的支持度僅為49%，處於25年來較低水平，70%受訪者對本國政府為少數人謀利、財富分配不均以及司法、教育、醫療不公感到不滿。過半受訪民眾表示願意走上街頭表達訴求。

除了因疫情導致的經濟低迷因素，拉美社會張力持續增加還與其政治架構、制度設計、政黨政策等內源性因素息息相關。拉美國家獨立後大多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民主價值體系，但簡單移植和複製的直接後果是拉美民眾熱衷以所謂“民主”的名義頻頻發動社會運動，傾向通過“街頭民主”發泄不滿、表達各種訴求，導致拉美街頭政治、選票政治被奉為“政治正確”，社會運動因而氾濫成頑疾。

頻繁的社會運動反過來嚴重影響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一些拉美國家難以推出中長期的發展規劃。單一的經濟體系和脆弱的金融體系在全球經濟風吹草動中更顯疲態，遑論革新和轉型現有經濟結構以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重組進程。同樣，經濟久困不振直接影響民眾的就業、收入等切身利益，導致社會矛盾不時爆發。加之拉美多國政府缺乏應對社會運動的有效機制，放任社會運動發展，許多本可在萌芽狀態加以控制、引導的學生運動及工人罷工動輒升級為全國性運動和騷亂。

在此政治架構、政黨制度和民主體制中，拉美經濟與社會彼此掣肘、相互制約，長期呈現惡性循環態勢。疫情下，拉美複雜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結構性矛盾合併加劇社會張力，“逢選必亂”發生在一些民主體制相對成熟的拉美國家並非偶然。（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所所長、中國拉美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