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中國城市再上台階該在哪發力

北京市日前官宣2021年的GDP突破四萬億規模，上海也將無懸念官宣破四萬億，這可謂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標誌着中國城鎮化規模達到世界級水平，國家現代化城鎮體系初具規模，未來發展應更加註重效率和質量、更加重視城鎮化生活的幸福指數和獲得感。

按照最新的匯率計算，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年經濟總量已經超過6300億美元，穩居世界前十名，且與紐約、巴黎、東京等世界最大都市基本處於同一數量級規模。除了“四萬億俱樂部”的京滬，深圳、廣州、蘇州等20餘個“萬億俱樂部”城市也閃耀神州大地，共同構建中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下的城市羣，承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骨骼框架”。

回顧中國城鎮化的歷史，僅僅20年前，北京、上海等的經濟規模還不到紐約、巴黎、東京等的1/20。短短20年，隨着人口不斷積聚、工業化不斷升級、城市基礎設施配套升級，中國城鎮化體系規模和佈局已經悄然達到世界級水平。

城鎮化的過程，有其內生性規律，在達到一定規模和數量後，將面臨效率和質量的挑戰。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北京和上海是中國經濟的中心城市，規模達到世界頂級是必然的，但是如何避免出現“大都市病”，更好發揮城市對國家經濟民生的引領作用，則是對城市管理者的未來挑戰。

首先，巨型城市容易出現貧民窟、房地產泡沫等問題，需要時刻警惕。很多世界人口超過千萬的巨型城市都有環境差、治安差的窮人聚居區、貧民窟。美國次貸危機後，歐美央行量化寬鬆，進一步推高歐美房地產泡沫化傾向，加劇大都市富人區的畸形高房價和奢靡消費，形成新時代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美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教訓顯示，當城鎮化達到一定規模後，低利率和寬鬆貨幣政策是執政者最“偷懶”、且會上癮的刺激經濟手段，反覆使用會加劇社會貧富分化、激化社會矛盾。這就是為什麼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秉承穩健的貨幣政策、信貸上對房地產泡沫政策零容忍，而對於脱貧攻堅、共同富裕則是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不遺餘力消除貧困現象。

其次，要尊重市場規律，差異化城市的產業發展定位。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體量巨大，中西部和鄉村的經濟發展縱深是進一步發展的最大底氣。隨着京滬GDP突破四萬億，越來越多的發展訴求已經從規模轉向質量，從總量轉向人均，從東南沿海地區轉向全國共同富裕。

要想實現城市富裕帶動鄉村振興、東南沿海地區帶動中西部，就必須摒棄計劃經濟思維和盲目的微觀調控手段，讓每個城市的管理者在未來新格局中找到自己城市的產業定位。以北京為例，之所以超過大多數經濟學者預期，GDP提前超過四萬億，是利用國家科技中心城市的人才優勢。

推而廣之，中國已經形成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川渝等多個城市羣，各個城市羣的產業佈局從同質化正在向差異化演變。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對於絕大多數中國城市管理者而言，需要找準自身在城市羣裏的準確定位、造福本地民生。

最後，中國城市打造科創型企業集羣，必須主動培育城市的現代金融生態。北京和上海的GDP突破四萬億是一個里程碑，也是發展的一個階段性高度，再上台階需要現代金融助力。以北京為例，既想遏制房地產泡沫風險，又想經濟規模持續擴大，特別是人均產出繼續提升，就必須依託現有產業升級和高附加值產業比例提升，尤其是形成科創型企業的集羣化發展。北京擁有全國最具競爭力的科技資源，2021年北京證券交易所成功開市，是北京多層次資本市場金融生態建設的重要基礎設施，為志存高遠、突破“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的中小企業融資，帶來新的希望。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不同於房地產，科創型企業的發展不敏感於利率的高低，對它的資金支持需要依託天使基金、風險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IPO股票公開募集發行等一系列直接融資手段。因此，在未來吸引科創型企業投資和發展的競爭中，將政府財政補助改為國有股權投資、吸引多樣化投資機構和資本中介服務企業入駐、形成親和的城市現代資本市場服務體系、常規化的資本招商形成城市資本和金融生態，將是城市至關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作者是甬興證券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