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中國城市再上台階該在哪發力
作者:许维鸿
北京市日前官宣2021年的GDP突破四萬億規模,上海也將無懸念官宣破四萬億,這可謂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標誌着中國城鎮化規模達到世界級水平,國家現代化城鎮體系初具規模,未來發展應更加註重效率和質量、更加重視城鎮化生活的幸福指數和獲得感。
按照最新的匯率計算,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年經濟總量已經超過6300億美元,穩居世界前十名,且與紐約、巴黎、東京等世界最大都市基本處於同一數量級規模。除了“四萬億俱樂部”的京滬,深圳、廣州、蘇州等20餘個“萬億俱樂部”城市也閃耀神州大地,共同構建中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下的城市羣,承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骨骼框架”。
回顧中國城鎮化的歷史,僅僅20年前,北京、上海等的經濟規模還不到紐約、巴黎、東京等的1/20。短短20年,隨着人口不斷積聚、工業化不斷升級、城市基礎設施配套升級,中國城鎮化體系規模和佈局已經悄然達到世界級水平。
城鎮化的過程,有其內生性規律,在達到一定規模和數量後,將面臨效率和質量的挑戰。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北京和上海是中國經濟的中心城市,規模達到世界頂級是必然的,但是如何避免出現“大都市病”,更好發揮城市對國家經濟民生的引領作用,則是對城市管理者的未來挑戰。
首先,巨型城市容易出現貧民窟、房地產泡沫等問題,需要時刻警惕。很多世界人口超過千萬的巨型城市都有環境差、治安差的窮人聚居區、貧民窟。美國次貸危機後,歐美央行量化寬鬆,進一步推高歐美房地產泡沫化傾向,加劇大都市富人區的畸形高房價和奢靡消費,形成新時代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美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教訓顯示,當城鎮化達到一定規模後,低利率和寬鬆貨幣政策是執政者最“偷懶”、且會上癮的刺激經濟手段,反覆使用會加劇社會貧富分化、激化社會矛盾。這就是為什麼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秉承穩健的貨幣政策、信貸上對房地產泡沫政策零容忍,而對於脱貧攻堅、共同富裕則是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不遺餘力消除貧困現象。
其次,要尊重市場規律,差異化城市的產業發展定位。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體量巨大,中西部和鄉村的經濟發展縱深是進一步發展的最大底氣。隨着京滬GDP突破四萬億,越來越多的發展訴求已經從規模轉向質量,從總量轉向人均,從東南沿海地區轉向全國共同富裕。
要想實現城市富裕帶動鄉村振興、東南沿海地區帶動中西部,就必須摒棄計劃經濟思維和盲目的微觀調控手段,讓每個城市的管理者在未來新格局中找到自己城市的產業定位。以北京為例,之所以超過大多數經濟學者預期,GDP提前超過四萬億,是利用國家科技中心城市的人才優勢。
推而廣之,中國已經形成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川渝等多個城市羣,各個城市羣的產業佈局從同質化正在向差異化演變。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對於絕大多數中國城市管理者而言,需要找準自身在城市羣裏的準確定位、造福本地民生。
最後,中國城市打造科創型企業集羣,必須主動培育城市的現代金融生態。北京和上海的GDP突破四萬億是一個里程碑,也是發展的一個階段性高度,再上台階需要現代金融助力。以北京為例,既想遏制房地產泡沫風險,又想經濟規模持續擴大,特別是人均產出繼續提升,就必須依託現有產業升級和高附加值產業比例提升,尤其是形成科創型企業的集羣化發展。北京擁有全國最具競爭力的科技資源,2021年北京證券交易所成功開市,是北京多層次資本市場金融生態建設的重要基礎設施,為志存高遠、突破“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的中小企業融資,帶來新的希望。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不同於房地產,科創型企業的發展不敏感於利率的高低,對它的資金支持需要依託天使基金、風險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IPO股票公開募集發行等一系列直接融資手段。因此,在未來吸引科創型企業投資和發展的競爭中,將政府財政補助改為國有股權投資、吸引多樣化投資機構和資本中介服務企業入駐、形成親和的城市現代資本市場服務體系、常規化的資本招商形成城市資本和金融生態,將是城市至關重要的核心競爭力。(作者是甬興證券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