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隆：俄與西方博弈的“威懾力”從何而來

俄羅斯與美國、北約和歐安組織圍繞安全保障相關議題的“車輪戰”談判已經結束，三場對話都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但自去年俄烏邊境首次對峙以來，無論逼近一觸即發的緊張狀態，還是為緩和局勢開啓的安全談判，俄羅斯在與西方博弈過程中始終表現出某種獨特的“威懾力”，掌握着一定主動權。

一是在安全上突出非對稱威懾。雖然在軍隊規模、軍費總額、常規武器裝備數量上，俄羅斯作為單一國家與北約29國的軍事同盟並不處於同一水平線。但俄美在戰略核武器數量方面不相上下，俄在戰術核武器方面甚至存在趕超態勢，這種終極威懾功能成為俄與西方安全博弈的“壓艙石”。同時，恢復遠程轟炸機的戰略巡航，空基“匕首”、路基“先鋒”、海基“鋯石”三類高超音速導彈的試射與配裝，“北風之神”級戰略核潛艇在北極海域破冰出水並完成導彈試射等行動，都表明俄善於藉助比較優勢與西方開展博弈。

另外，面對近期北約在黑海的頻繁軍演和水面力量優勢，俄通過推動俄白聯盟國家一體化和批准《俄白聯盟國家軍事學説》，強化俄羅斯與亞美尼亞安全合作等措施，嘗試構築環黑海地區的陸上“安全弧”，並加強對黑海和波羅的海的常態化偵巡，以期在南北兩端、海陸兩極對北約形成威懾。俄還通過政治、能源等非軍事手段的安全威懾，警告北約與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建立“事實盟友”關係的衝動。

二是實現戰略目標意志堅定。與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不同，俄羅斯以“穩固周邊”為核心戰略目標，在與西方的遏制與反遏制、擴張與反擴張博弈中主要呈現守勢。但俄具有較強的戰略意志力，一方面，在堅持底線思維和紅線意識方面不懼付出代價，比如為克里米亞事件承擔超過7年的嚴厲制裁，為保存中東戰略支點強勢進駐敍利亞；另一方面，又可以為實現戰略目標在局部問題上妥協迂迴，比如俄充分認識到土耳其在處理對北約和對美關係中的影響，在發生擊落戰機、槍殺大使等事件後出人意料地選擇“隱忍”，最終實現兩國在軍事層面的密切合作。

三是戰術和行動上的難以預測性。從實踐來看，俄往往能夠通過出其不意的政治或軍事行動，獲得與西方地緣戰略博弈的主動權。從2008年俄格衝突、2014年克里米亞公投加入俄聯邦到2015年突然出兵敍利亞、2019年派軍機馳援委內瑞拉，再到近期為穩定哈薩克斯坦局勢履行集安組織對成員國職責火速派出維和部隊，可以看到，俄開展的戰術行動時常超出西方預判，下“先手棋”的偏好確保其能夠利用有限的資源投入，較好地執行綜合性、戰略性目標並實現較大影響。

四是經濟上的“自我循環”能力。在西方嚴厲制裁等因素影響下，俄羅斯的經濟實力與其對國際格局的影響力、國際秩序的塑造力、國際規則的闡釋力不成正比。一直以來，美希望在國際經貿格局中將俄固化在原材料供應方和低端產業鏈上。但從與西方博弈的角度來看，以能源、原材料貿易為主的經濟結構卻變相成為俄羅斯的優勢，相關產品可以成為其重要的對外戰略槓桿。通過油氣產品為主的對外貿易，俄羅斯得以實現經濟制裁影響的最小化，免受技術上的“卡脖子”和市場禁入等限制，與西方長期博弈的底氣也更充足。

五是剛柔並濟的外交傳統。冷戰時期美蘇爭霸和陣營對抗的歷史記憶，為俄羅斯外交留下重要遺產，其對外政策也以高度的靈活性、務實性著稱。在政策取向層面，俄曾以“迴歸歐洲”為己任，在加入八國集團後默認北約和歐盟的雙東擴進程，曾試圖與美國形成聯合反恐的戰略伙伴，多次推動美俄關係“重啓”，也曾主動轉向東方提出構建大歐亞夥伴關係，相關變化展現其根據國際格局的自我認知和定位頻繁調整外交主軸的靈活性。同時，俄堅持現實利益優先，在對美博弈中強化鬥爭與妥協的平衡，在對歐關係中推動博弈與分化的結合，即便在俄西關係處於低谷的當下，普京仍多次在美施加新制裁後與拜登會晤通話，並稱致力於恢復與歐盟的全面夥伴關係。另外，俄還具備較強的議題設置能力，通過俄烏邊境對峙“以鬥促談”開啓安全保障協議談判就是其中例證。

六是輿論戰中的塑造和傳播能力。在國際話語權爭奪方面，除了傳統的俄新社、塔斯社外，以今日俄羅斯（RT）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在國際輿論場中日益活躍，其與西方媒體的不同視角不但成為俄重要發聲渠道，也成為非西方世界接納和傳遞信息的有效窗口。相關敍事塑造和傳播能力，是俄與西方博弈時開展輿論攻防的重要依託。

需要看到的是，俄在與西方博弈中所具備的“威懾力”來源，根植於其獨特的地緣環境、經濟結構、歷史文化、社會意識和外交傳統，具有相當明顯的特殊性。同時，由於俄西博弈的常態化、多元化和複雜化，所謂“輸贏成敗”也很難通過各自一時得失或量化指標予以評判，政治優於軍事、對話勝過衝突應是雙方需要堅守的基本共識。（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