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帥：打通自主創新堵點、斷點、難點

近期，中國赴美留學人員遭美方人員刁難，無理盤查甚至被遣返的事件頻發。背後原因可追溯至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於2020年5月簽署的10043號總統令，禁止向與中國軍方存在關聯的學生髮放簽證。拜登上任以後延續了這一政策。參照這一標準，很多受影響的中國學生都有“國防七子”的學歷背景。美國這一做法旨在隔斷我國獲取海外前沿技術的路徑，遏制我國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精準打擊我國製造業。我們需要直面困難，做出有針對性的改變,尤其是處理好四對關係。

其一，處理好“廣度”和“深度”的關係。從廣度上看，我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這個説法只精確到三級分類，如果再繼續向下精細劃分，我國在很多細分領域仍存在缺失。從深度上看，我國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火星探測、衞星導航、載人深潛、超級計算機、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諸多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在光電芯片、新材料、數控機牀等領域面臨“卡脖子”問題。因此，需堅持廣度和深度兩手抓，水平和垂直領域並舉。例如，通過培育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和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實現在“廣度”上的突破；通過集中力量突破技術、材料、設備上的瓶頸，實現在“深度”上的突破。

其二，處理好“自主”和“開放”的關係。關鍵核心技術不能依賴於外國，只有將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不被別人牽着鼻子走。同時，當前我國的產業既有優勢也存在劣勢，這就客觀上需要我們採百家之長，向外取經，選擇性引進有利於我國產業發展的技術。例如，在“地平線2020”合作項目當中，中國是歐盟的第二大合作方。今年開始的“地平線歐洲”與“十四五”規劃也為雙方在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氣候變化等領域合作提供了平台。

其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基礎產業發展週期長、見效慢、失敗率高，資本往往不會選擇投資。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引導作用從政策和資金上提供保障。同時，消費者的客觀需求會使“看不見的手”自發調動資源向高收益領域集中，市場會根據用户的選擇留下合適的產業。因此，政府需充分發揮出資人職能、行業監管職能、公共政策職能，推動基礎產業更健康發展。對於應用產業，由市場主導，企業參與，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其四，處理好“競爭”和“合作”的關係。產業制高點的爭奪是殘酷和激烈的，各國都希望搶佔先機，掌握標準的制定權，從而掌握行業的話語權、市場的主動權。同時，不同國傢俱備的資源稟賦不同，一國能投入到產業和科技上的力量是有限的，這就需要相互合作實現共贏。例如，第三方市場合作是中國首創的國際合作新模式，能夠將中國製造業的產能和價格優勢與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和管理優勢有機結合起來，共同為第三國提供高質量、可持續的基礎設施，實現三方共贏。

中國工程院對26類製造業產業開展的產業鏈安全性評估結果顯示，中國部分產業對國外依賴程度大，其中，2類產業對外依賴度高，佔比0.77%；8類產業對外依賴度極高，佔比30.8%。面對美國的科技封鎖，我們需堅持自主可控的理念，努力打造產業鏈供應鏈閉環。第一，重點聚焦產業鏈供應鏈堵點斷點難點，明確時間表、路線圖和責任人，疏“堵點”、接“斷點”、破“難點”，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第二，確保基礎產業的穩定投入，整合優化科技資源配置，瞄準薄弱環節制定中長期發展目標，突破制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發展的瓶頸。第三，應用產業交給市場，由行業龍頭企業牽頭成立創新聯合體，加強與相關學會、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合作。

科研人才發展需要發現、培養、引進、激勵等完整的一套機制。當前我國雖然已經建成相關制度，但是在具體落即時卻存在形式主義的問題。包括“傑青”在內的一些國家人才計劃和項目，主要功能是獎勵已取得成績的人才。此外，部分單位在人才引用、選評等方面仍存在“重引進輕培養”、“重引進輕留用”等問題。因此，建議打造“培養-評價-實踐”的STEM人才鑄造鏈條。一方面，優化科研資源配置。根據人才成長規律，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青年人才，分類給予支持保障，階梯式培養青年科研人才。另一方面，樹立正確的人才評價使用導向。不把“帽子”作為承擔各類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獲得國家科技獎勵、職稱評定、崗位聘用、薪酬待遇確定的決定性限制性條件。同時，建立系統性的海外人才挑選、引進、評價機制。在引進階段，積極對接海外人才團隊，保障高端人才引進、院士工作站、領軍人才創新創業團隊等政策的落實。在評價階段，根據領域特點對人才設立短期、中期、長期的評價目標。（作者是科技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