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崢嶸：拜登政府“中產外交”卡在了哪

美國總統拜登正式就任已滿一年。美國國內民調顯示，一年前拜登的支持率為55%，現在只有33%。無論應對疫情、恢復經濟、彌合國內分裂還是重振美國領導地位，拜登施政可謂建樹有限。

上台伊始，拜登政府即提出美國外交要為本國中產階級服務，表示“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的界限將不再明顯。我們在國外採取的每一項行動都必須考慮到美國的工薪家庭”。上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中產階級在人口中佔據大多數，社會呈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70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中產階級隊伍出現分化，小部分向上移動，大部分向下滑落，“橄欖”被壓扁，兩頭變大，貧富分化加劇。當前美國社會政治極化、黨爭惡化，種族、宗教、階級以及其他社會矛盾日益激化，與此大有關係。

美國兩黨均認識到這一問題，前有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現在拜登更是直接喊出“外交服務中產”，只是説易行難。

首先，美國仍習慣於充當世界“燈塔”，美國的繁榮強大與國際領導地位捆綁，內外資源分配常常顧此失彼。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將龐大國力優先用於解決內憂還是應對外患方面舉棋不定。“9·11”禍從天降，更是擾亂美國戰略視野。美國先後發動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介入多場小衝突，強力干預國際事務。持續維持全球數百處軍事基地，常備十幾個航母打擊羣巡遊各大洋，保持前沿存在。這些部署都是吞金獸，僅一場阿富汗戰爭即耗費超過2萬億美元。

其次，美國判斷當今世界進入“大國競爭時代”，聲稱美國最大挑戰和“威脅”來自中俄等新興力量崛起。冷戰後美國在全球推廣“普世價值”和經濟自由化。特朗普上台後將“國家安全”泛化，美國國際經貿政策要為“安全”讓路，政治凌駕於經濟。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加強對外國投資、外國企業在美經營、涉外科技人文交流和科技合作的限制。拜登政府不但繼承這些政策遺產甚至還有所推進，這些行為長期看將影響美國的競爭力。

另外，為應對所謂“中國挑戰”“中國威脅”，拜登政府繼續增加國防開支。拜登上台伊始，聲稱讓外交回到美國政策的核心，意指美國將減少海外軍事手段運用。但去年底前美國府會協調後通過的年度國防預算，在政府其他開支縮減的同時，逆勢大增5%以上。其中明確指向中國的“太平洋威懾倡議”，政府申請51億美元，國會又慷慨追加20億美元。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勢必擠壓美國國內福利和投資，瓜分中產蛋糕。

第三，美國承擔的治理責任難以推卸。美國等發達國家早已度過碳排放峯值期，低碳減排的國際能源政策是多重國際博弈產物，有着抑制新興市場和發展國家追趕西方的戰略動機，對發展中國家挑戰更大。但美國是化石能源資源富集國，調整能源結構動力不足，行動遲緩，低碳化對美國經濟也形成不小挑戰。特朗普任內，為落實“美國優先”，違背國際承諾退出巴黎協定，實施拯救美國化石能源工業計劃，遭遇輿論強烈反彈。美國獨立研究機構榮鼎諮詢報告顯示，美國能源碳排放於2007年達到峯值，之後到2015年以年均1.6%的幅度下降。但自2016年以來，美國碳排放年均下降水平明顯放緩，2018年不降反升，增加3.4%。

拜登上台後宣佈重返巴黎協定，並高調現身格拉斯哥氣候峯會，達成減排新目標。但疫情期間美國碳排放仍在增加。榮鼎諮詢最新報告稱，美國2021年温室氣體排放量同比增長6.2%，燃煤發電量激增17%是美碳排放反彈的重要推動因素之一。媒體分析認為，這意味着美國愈發偏離實現2025年和2030年氣候目標的軌道。拜登將減排作為美國恢復國際領導力的主要支柱，但其減排努力甚至在黨內都存在巨大阻力。去年底，拜登“重建美好”三部曲之一的基礎設施計劃因包含清潔能源內容，遭到來自化石能源州的民主黨議員反對而功虧一簣。低碳戰略對美國是機遇與挑戰並存，遠非輕而易舉。

第四，美國對全球化的客觀性和必然性認知明顯錯位，貿易政策出現嚴重偏差。一是拜登政府遲遲不肯放棄特朗普時期對華加徵的關税。加徵關税不能增加美方收益，相反，統計表明美國損失更大。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僅在2020年，加徵關税就令美國普通家庭開支增加近1300美元。另外，貿易壁壘使美國2020年實際GDP降低0.5%，負面影響預計還將持續十年。加徵關税也不能改善美國的國際收支，針對中國的關税只是將部分進口轉移到越南等第三方，美國仍面臨貿易赤字上升的壓力。

二是單邊制裁難持久，也有損美元地位。美國發起單邊制裁依靠的是市場規模、技術先進以及金融霸權。但制裁本身會慢慢削弱這些優勢。

三是按價值觀重構產業鏈和貿易圈是開歷史倒車。冷戰時期，國際貿易被意識形態和勢力範圍分割，蘇東集團的發展固然受到極大阻礙，美西方貿易圈內部也存在高壁壘，阻礙各方利益最大化。美國、歐洲以及冷戰時期的蘇聯集團均看重貿易條件對等，而亞洲“小龍”“小虎”則在兩大集團之外，拋開“對等優惠”等先決條件，敢於“吃虧”（勞動力收入低、資源壓價、環境受損等），引進外資，促進出口，結果迅速騰飛，造就“亞洲奇蹟”。亞洲經驗表明，貿易的本質是互利，只要開展貿易就是好處大於壞處（發展起來慢慢改善），增設貿易條件是適得其反，也不可能提高本國勞動者地位與收入。

關税、技術壁壘、阻礙人文交流、國家安全審查、打造價值觀供應鏈以及分割國際貿易，這些非經濟干擾均增加經貿活動的總成本。美國去年12月通脹已達7%，創40年來新高，美聯儲承認通脹非暫時性，並決定更早更多次加息。但美國迄今的國際經貿政策卻是在為通脹火上澆油，當然更無助於為中產解困。

美國目前的思維和作法短期內恐難改變。但拜登所在的民主黨在競選綱領中建議與中國等國通過談判建立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希望類似建議可以付諸行動。正如在氣候變化領域那樣，各方可以就補貼、數字經濟和税收等問題展開深入談判，通過協商對話達成新的共識。這才是拜登政府服務美國中產階級的更好政策路徑。（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