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紐約時報》和西方文明的“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這個詞在中國網絡上走紅，是因為《紐約時報》一篇有關西安防疫的報道。這個使用了“最惡毒的詞”來攻擊中國的報道，充分暴露了西方一些媒體對中國認知的蠻橫無知與愚蠢，其根源則來自於西方文明的潛意識之中。
筆者恰好就在西安。西安的人口大約有1200萬。此次疫情西安確診者最多時為2000左右，但一直保持着零死亡。今天（22日）西安又有四個區解封。
這篇題為《數百萬人不惜一切代價地執行中國‘零疫情’政策》的文章，將中國“動態清零”政策曲解為“零疫情”，隨後將矛頭指向積極防疫的中國基層社區工作者，並藉此攻擊中國的制度。
看上去這像是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非常老套的做法，但這位記者用了“平庸之惡”這個詞，事情就不一樣了，結果連自己的評論區都翻了車。有網友針對美國因新冠死亡80多萬人的事實諷刺説：“在美國，我們自由地死去”。
將中國絕大多數民眾對一項旨在保護每個生命的防疫政策的支持，比作納粹統治時期普通德國人對大屠殺的參與，把成千上萬醫護、基層工作者為防疫做出努力稱之為“平庸之惡”，不只是顛倒了基本的道德倫理標準，更是暴露了一種被西方意識形態俘虜的“心靈之惡”。
“平庸之惡”的英文為The Banality of Evil，是一個哲學術語，籠統地講，是指在意識形態機器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
但是，任何一個術語的出現，都是有語境和歷史背景的。
這一術語出自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所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副標題是：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
德國哲學家貝蒂娜·斯坦格內斯（Bettina Stangneth）後來根據採訪過艾希曼的納粹記者薩森和艾希曼在流亡期間的筆記，寫成了《耶路撒冷前的艾希曼》
1961年，阿倫特以《紐約客》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以色列報道一場大審判，並據此寫成此書。
當時被審判的是一名叫阿道夫·艾希曼的納粹分子，戰前他是個普通人，後來成了第三帝國黨衞軍的中校，負責把整個歐洲的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的兵站指揮官，直接參與了對數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獲後送上法庭。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處以絞刑。
阿倫特分析了西方文明中平庸之惡產生的根源，即法西斯的極權主義，但她沒有就此停下，她認為極權主義在西方或歐洲的出現有幾個條件，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以追逐本階級的經濟利益為目標的資產階級集團。這幾個條件當然也是觸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部分根源。
阿倫特的觀點不過是戰後西方二戰反思潮中的一種觀點而已，它的出現本身就表明，歐洲文明包含着內生的“惡”的因素，並非“至高無上”。
因此，把一種反思歐洲文明的觀點，當成是衡量和評價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社會制度的“標準”，不是無知，就是心甘情願地被“歐洲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所俘虜。
以一篇短文來講清這個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感覺還是有必要重提一下後來人們對艾希曼的意識形態動機的分析、認識。
阿倫特的書剛一問世就引發了爭議。很多學者認為，導致艾希曼成為法西斯納粹分子的根本原因在於其意識形態，即種族優越感。
德國哲學家貝蒂娜·斯坦格內斯（Bettina Stangneth）後來根據採訪過艾希曼的納粹記者薩森和艾希曼在流亡期間的筆記，寫成了《耶路撒冷前的艾希曼》（2011年）一書，認為艾希曼是一個有意識形態動機的反猶太主義者和終生堅定的納粹分子，他有意將自己塑造成一個不露面的官僚，以便在審判中使自己處於有利地位。此後，又有多位知名歷史學家也依據研究，得出類似結論：艾希曼不是阿倫特認為的那種不假思索的官僚主義分子。甚至連艾希曼最小的兒子裏卡多·艾希曼（Ricardo Eichmann）也不同意他父親當時是“服從命令 ”的説法。
“平庸的普通人”艾希曼之所以會成為納粹戰犯，一個原因就是法西斯的種族優越感在他的內心深處喚起了強烈共鳴。
歐洲著名學者莫蘭曾經説過，戰後德國人以及歐洲人對希特勒大屠殺的反思，並沒有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歐洲文明之中。他們認為，大屠殺所展示的人的內心之“惡”並不是德國（歐洲）文明的一個特例，它原本就是這種文明的一部分。
在《紐約時報》看待中國防疫政策和中國製度的觀點背後，同樣深深地隱藏着一種西方文明的種族優越感，它浸透在盎格魯——薩克遜的民族意識之中。這種優越感塑造了一種對其他文明及其制度的俯視感，不僅體現在右翼種族主義的惡行中，更體現在一些制度的設計中，這何嘗不是一種“平庸之惡”。
美國疾控中心主任瓦倫斯基去年4月31日強調説，新冠肺炎相關的死亡病例中，少數族裔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遠高於白人。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拉美裔、黑人、夏威夷土著等少數族裔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兩倍以上。
為什麼？因為他們大多數都是窮人，都生活在底層，居住環境差，或者根本就沒有醫保。在美國醫保制度的設計裏，他們沒有和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
最後説一句，撰寫此文的《紐約時報》記者名叫袁莉，是華裔。可悲的是，當亞裔正在成為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平庸之惡”的犧牲品之時，她卻將自己劃歸於種族主義的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