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經濟民族主義不符合印度長遠利益

最近，印度對在印中資企業釋放出一些複雜的、相互矛盾的信號。一方面，印度政府對中企進行針對性税收檢查，並做出懲罰性決定。另一方面，印度媒體又放風説政府在考慮放鬆對中企投資的一些限制。這反映出印度在外資企業面前的矛盾心態：既希望外國企業到印度投資，發展印度經濟；又不希望外企在印獲得利潤，“搶”走印度人的錢。

印度可能認為，針對性税收檢查、限制投資等措施是對中資企業的“精準打擊”，不會影響其他國家企業對印度投資環境的整體判斷。但這可能是一個誤判。印度打擊中企，其意義超越了中印關係，涉及印度能否兑現自己對外資企業的承諾，能否把經貿問題放到經貿語境下處理的問題。作為一個大國，在歷史上，印度與美國、意大利及周邊國家都曾產生過一些糾紛，也有對外資企業秋後算賬的記錄。所以，印度的行為，短期內打擊的是中企，長期來看，損害的是印度的國家形象，以及外企對印度宏觀投資環境的信心。

選擇長期利益還是短期利益，經濟社會利益還是政治安全利益，這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都要面臨的選擇性困境。一方面，印度希望中資企業能夠增加投資，尤其是對製造業的投資，這樣可以承接一部分從中國轉移出去的製造業，促進“印度製造”，增加就業機會。這正是目前印度政府所積極推動的，也符合其長遠利益。另一方面，印度想在中資企業身上榨取更多的收益，這符合印度的短期經濟利益和政治目標。

然而，印度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打擊中資企業，不是如何通過中資企業向中國政府傳導“外交壓力”。2020年境外中資企業向投資所在國家和地區繳納各種税金總額合計445億美元，對印投資在其中所佔比例甚微。印度打壓中資企業，只會讓中國人窩心，但難以在更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對印政策。即便有，也不會是對印度有利的影響。印度需要思考的是：印度經濟發展缺少的到底是什麼？作為一個文化多元、政府和社會都相對弱勢的國家，印度內部改革動力不足，障礙性力量很強，這讓很多印度政治人士黯然神傷。最近，印度政府被迫終止的農業改革法案，就是一個例證。事實上，不僅僅是印度，很多較大的發展中經濟體都會面臨改革難、調整難的問題。在這種時候，外來投資不僅能夠帶來直接的經濟收益，還能帶來強大的改革動力。

印度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成就亞洲新的經濟奇蹟，最便捷的路徑就是借鑑“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大陸的成功經驗，積累資本、引進技術、培養人才。其中，引進外來投資，尤其是製造業直接投資，可以一舉三得。莫迪總理上台以後，提出“印度製造”口號，將發展重點從服務業轉為製造業，以期每年為超過1200萬的年輕人提供就業。要實現這一目標，離不開外來製造企業的直接投資。當然，作為東道國，印度也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向外資企業開放國內市場，允許外資企業獲得一定的利潤。只有這樣，印度才有機會實現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外資企業也能從印度的發展中獲得收益，壯大自己，實現雙贏。

當然，與東亞國家不同，印度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歷史經歷和政治模式。但是在二戰後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中，到現在為止只有東亞國家和地區真正走出了一條成功的路徑。無論印度如何選擇，有三點都是必須做到的：

一是要走出“後殖民主義”心態。印度在1947年就獨立建國了，但殖民主義的陰影彷彿揮之不去。殖民地時期，投資、貸款和貿易協定等，都曾經是英國等西方國家在印度推行殖民主義的手段，這給很多印度人心中留下了嚴重的陰影。因此，印度人對外來資本一直非常警惕，總擔心外資背後藏着什麼陰謀。直到現在，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印度獲得的外資都是比較少的。

二是要接受共贏思維。在殖民主義時代，國際經濟關係主要體現為剝奪與被剝奪的關係。但是在主權國家時代，國際經濟關係以共贏的貿易為核心。各國競爭的是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以及在價值鏈條中的地位。在印度的文化典籍中，大量存在着一方打倒另外一方、壓倒另外一方的論述，連同一個宗教的神之間有時都不能和平共存。幾千年的種姓制度，又強化了忠誠和利益的單方向傳遞特徵。在這種文化框架之下，很多印度人缺少互動式思維，缺少共贏理念。在計算得失時，往往盯住對方的得，並把對方的得當作自己的失。這導致各國與印度的經貿談判都不太容易。

三是要建立服務長遠的政治能力。在中印關係惡化的背景下，印度民間有一些反華情緒。但是作為政府機構、行政部門，應該從印度的長遠利益出發考慮問題。不服務於人民的政府不是好政府；但是，消極被動地一味迎合民粹主義情緒的政府，也一定不是好政府。只有立足於現實又超越現實，盯住長遠目標不動搖，一個國家才能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作者是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