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警惕“美國之亂”向世界外溢

當前的美國的確出現了比較普遍的政治失能、社會紊亂、經濟通脹、文化失魂等整體性危機的綜合“亂象”。民眾困惑、憤怒與恐懼感蔓延，反社會與自我損毀行為氾濫，所有這些都在引發觀察家關於“理解當下的美國已越來越困難”的疑問，對當前的美國之亂，到底該怎麼看？

首先，當前美國之亂的精神根源是價值觀錯亂。這恰是美國對待外來移民及本國不同族裔那種引以為傲“化眾為一”的“美國化”進程遭遇重大挫折的寫照。多元文化帶來的美國核心價值認同漸趨弱化、與盎格魯薩克遜白人基督徒文化至上觀念導致的族裔對立加劇相互共振的作用結果是：美國人對自身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高度困惑。美國內部這種“文化戰爭”愈演愈烈，暴露出凝聚美國人心的“價值之錨”的鬆動和飄移。這種精神“失魂”現象如此沉重，以至於美國如同在19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的內戰與“大蕭條”那般接近遭遇又一個內部“大危機”時期。這種價值錯亂直接導致當前美國政壇“魑魅魍魎”頻出的現象，族裔間、政治派別間和解的良性聲音已日漸稀薄，種族主義氾濫與政治尖鋭對立反而成為常態，這不能不説是美國悲劇難解的重大表徵。

其次，經濟的虛化與政府亂作為，引發民眾對其現有體制的普遍不滿與憤懣。當前美國正遭遇近40年來最為嚴重的通脹，民眾消費能力與意願顯著下降，而美國自身產業空心化與產業佈局嚴重依賴國外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在加劇，令以消費主導的美國經濟表現更為疲軟。美國大企業以利潤為目標的價值觀疊加新冠疫情的持續困擾，令美國政府多年來意圖重構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各種強力舉措，皆以美國民眾承擔高昂代價，供應與產業“雙鏈”運轉失靈而導致的通脹持續惡化告終。

長期以來，美國經濟頂層設計脱實就虛痼疾難改，使自身經濟結構性難題越陷越深。近30萬億美元的國債使得美國政府的總支出遠遠超過總收入，這直接導致美國聯邦與州政府難以有充裕資金實施包括醫保、基建、教育和疫情應對在內的等諸多大規劃。部分美國政治精英強調放任市場主導資源分配的理念最終演變為政府失責，而另一部政治精英關於加強政府社會功能的主張則面臨因持續資金短缺而捉襟見肘的窘境。政府不作為或難作為與經濟“空心化”“虛擬化”導致的後果完全由普通民眾承受，這也難怪美國民眾總是要“憤怒”。

第三，財富分配的“兩極化”和槍支暴力、種族矛盾氾濫，導致美國社會“暴戾化”持續加劇。美國經濟總量首屈一指，但絕大部分財富在分配中彙集於科技巨頭和華爾街大財團手中，而絕大部分民眾收入呈現數十年不變甚至進一步下滑的趨勢。疫情打擊下，這種狀況變得更為明顯，美國 “橄欖形”社會結構正為“金字塔形”所取代，有助於社會穩定的龐大中產羣體日漸縮小，將美國推向更加動盪的旋渦。此外，美國槍支暴力事件頻發，近年來相關死亡人數不斷增多，其中多為黑人與亞裔，再次暴露出美國種族主義難消的社會痼疾。它與本土恐怖主義之間緊密相連帶來持續增多的暴力極端案件，已成為美國各種社會問題集中爆發的導火索。財富與社會地位不平等的急劇擴大，正將美國置於持續孕育噴發的火山口上。

第四，政治衰退呈現的“失能”，導致美國民眾對精英編造的“燈塔國”“山巔國”敍事嗤之以鼻。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在諸如氣候變化、醫保、基建、對外政策等重大議題上尖鋭對立，陷入一黨致力於“建”，另一黨就致力於“拆”的惡性循環，使國家治理陷入停滯。兩黨互如“仇敵”，態勢形同美國內戰之前的政治氛圍。黨內中間派靠邊、極端派得勢的格局，預示着兩黨之間及黨派內部都已處於“戰爭”狀態。

當前拜登團隊呼籲參議院更改投票規則遭受共和黨人以“故意分裂國家”為名的強烈阻擊，更為生動地揭示出美國政治沉痾之重。有意使重大議題持久擱置，越來越成為民眾對當前美國體制功能的固有認識。陷入經濟社會困境的民眾已不再對通過選舉“賢人”重鑄“美國偉大”的空洞夢想抱有多少期待，要麼不在選舉中投票，要麼在選舉中投反對既有體制者的票。可見，對民眾而言，能否將美國現有體制打破才是實現民主的當務之急。這不能不説是美國民主的深刻自我反諷。

第五，政治與社會層面民粹化現象越來越突出，其對自身與世界危害性不容忽視。當前民主黨內的極端左翼派別與共和黨內的極端右翼派別正成為主導力量，相較而言，鼓吹“白人至上”主義、詆譭移民、盲信暴力和排外主義的特朗普及其追隨者正通過共和黨將美國政治推向民粹化道路。而這往往意味着它將通過製造外部敵人和衝突來實現將國內總體危機的化解與轉移。

總的來看，與以往人們關於美國時不時的混亂或動盪釋放內部壓力，從而有助於其自我糾正的慣常理解不同，此次美國面臨的總體危機大概率難以通過國內黨派或羣體的大妥協化解，更大可能會以美國內部更深分裂動盪及危機而告終。對此，我們應保持高度警覺。（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