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軍：破解成年困境，從治癒童年做起

“河北尋親男孩劉學州自殺去世”，令人痛心，加上與之有關聯的上月初的鹿道森事件，讓很多網民紛紛關注童年經歷為個體帶來的深入骨髓的心靈創傷，引導人們將眼光投射到千千萬萬的困境兒童身上。無論是家庭變故、親子分離還是虐待、欺凌，都讓或多或少有過同樣經歷或耳聞目睹類似遭遇的人們產生強烈共鳴，也讓更多的人思考我們的政府、社會和家庭應如何守護自己的孩子，如何關愛身邊陷入困境的兒童，又該如何幫助童年遭受不幸的個體走出陰霾、擁抱陽光。

每個時代都有困境兒童，由於身心發育與潛能發揮受阻，他們成年後也往往處於重重困境之中難以自拔。由於新舊困境兒童疊加且應對滯後，我國當前面臨的相應問題尤為突出。

隨着我國人口絕對數量的增長，傳統困境兒童的數量也相應增加。據六普數據計算，我國有孤兒及事實無人撫養兒童118萬，加上其他類型的困境兒童，民政部估計當時的困境兒童數量達數百萬。如今這一數字只會有增無減。其次，户籍分割背景下的人口大流動又衍生數量特別龐大的新型困境兒童。七普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數量超過3.7億，這一無聲數字的背後是規模龐大的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及返鄉兒童，總體規模在1.2億上下。這些兒童由於家庭結構或居所的變動，也同樣面臨着身心發展困境。

國內外的眾多調查研究都表明，童年困境可以通過影響個人的性格特徵、反應模式、認知圖式以及教育進度等影響一生的成就和福祉。而這種影響又具有顯著的時長效應和時間窗效應。處於困境的時間越長消極影響越大，遭遇困境時的年齡越小影響越深遠。據個體心理學創始人阿德勒的研究，人的生活風格約在四五歲時就已在家庭環境中形成，幾乎一生不變。我們針對已成年留守兒童的實證研究，也證實童年期經歷對精神健康、親密關係、社交活力及主觀幸福感等方面的持久效應。

媒體上各類言説的背後，都有着共同的關懷，那就是如何讓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所有個體健康而幸福。追根究底，首要的和最有效的就是讓所有兒童都能健康幸福地成長成才。社會改革家和政治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150多年前就説過，“培養一個健康的孩子，比修復一個破損的成人容易得多”。而要培養一個健康幸福的孩子，需要家庭、鄰里及社會的協同關愛和保護。對於特定的困境兒童來説，每份來自他人的關心、友愛和支持，都可能成為他們走出童年泥淖的關鍵。《阿甘正傳》裏的阿甘很幸運，他有着積極耐心的母親和善良温情的珍妮；《童年》中的阿廖沙很幸運，他有着善良慈祥的外祖母和樂觀淳樸的小茨岡；簡·愛也很幸運，她遇到了好老師譚波兒小姐及正直堅強的好朋友海倫·彭斯。

不過，電影和文學作品中折射的現實也是殘酷的，我們不能寄希望於道德宣教能影響每個人和每個家庭，因此，由政府進行制度化地介入，由社會力量提供日常化的監督和支持，對於兜底保障困境兒童的基本需求和安全就至關重要。

知易行難，我國在這方面還存在大量短板。筆者2006年在贛南調查時就發現，即便實施留守兒童關愛項目並有所投入，村委幹部、學校教師、基層政府也都無奈地表示客觀條件制約是難以逾越的障礙。加上市場觀念流行、民間力量薄弱，要應對當時的困境兒童問題，不免捉襟見肘。時隔十五六年，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今非昔比，旨在破解兒童關愛保護“最後一公里”遞送問題的兒童主任制度也已於2019年在全國全面鋪開。但理想和現實之間依然有着相當的距離。

如果説一二十年前我們的困境兒童服務受制於難有作為和不願作為的雙重束縛，現今則主要表現為不願作為和不知何為的問題疊加。首先，由於科學認知不足、專業能力欠缺以及街頭官僚積習，大多數與兒童福利服務相關的制度、平台及項目流於應付，使得諸多困境兒童並不能獲得充分甚至只是必要的幫助。我們在16個省份25個社區的調查就顯示，大多數社區兒童主任都是兼任且侷限於形式化宣傳、運動式活動及表演式關愛。其次，傳統的户籍本位思想依然強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被選擇性地執行，絕大多數城鎮社區的兒童工作並不將流動兒童納入工作範疇，難以適應我國從地域社會邁向移民社會的發展態勢。再次，幾乎所有社區都侷限於關注顯性困境兒童的顯性問題，漠視隱性的困境兒童以及兒童的隱性困境。其實，從動態的、發展的視角來看，每個兒童都可能在某個階段或特定時期成為困境兒童，都需要社會力量及政府的介入和支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主任李偉曾經説過，兒童發展事業是回報率最高的人力資本投資。“投資一個孩子，會改變他的命運；投資一代人，會改變國家的未來”。而着落於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我們成年人的幸福取決於童年如何被對待，我們現在如何對待兒童又決定他們成年後的幸福。

對於一個社會來説，治癒不如預防，破解成年困境，得從治癒童年做起。期待今後的困境兒童不再窘迫，都能“在世界轉角遇見愛”，待到他們成年後，也都會有“幸福來敲門”。（作者是浙江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