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勢力範圍”的確該被徹底拋棄

在西方與俄羅斯的戰略安全談判未果後，戰爭陰霾開始向歐洲東部聚集。以迫在眉睫的“俄羅斯侵略”為藉口，美國除了着手武裝烏克蘭外，還開始認真考慮向東歐增派軍隊的可能。北約已下令軍隊待命並派遣戰機和軍艦“增援”東歐盟國。為了讓“師出有名”，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找到了一個理由：“‘勢力範圍’的概念在21世紀沒有立足之地。”

博雷利在24日歐盟外長會議後的新聞發佈會和官方推特上兩次提到“勢力範圍”概念，其邏輯是指責“俄羅斯進行軍事集結”的目的是“在歐洲重新劃出分界線”，復活了有關“勢力範圍的黑暗記憶”。説到“黑暗記憶”，歐洲的確有發言權，因為“勢力範圍”這個概念首次堂而皇之地面世，就是出現在歐洲列強瓜分非洲的1885年柏林會議文件中，是歐洲在殖民史上發明出來“坐地分贓”的掠奪方式。人類文明史上一定有關於“勢力範圍的黑暗記憶”，但黑暗的一面不是始作俑者和當初的掠奪者能夠想象與代言的。

如果歐洲文明今天已進化到對殖民史健忘的程度，或許博雷利更想描述的是並不遙遠的冷戰時期。作為美蘇兩強的勢力範圍，歐洲曾被一分為二飽受蹂躪，因此博雷利痛定思痛，認定“歐洲安全不可分割”，“（俄羅斯）對歐洲安全秩序的任何挑戰都將影響到歐盟及其成員國的安全”，但前提是歐盟和遠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都是“歐洲安全秩序”理所當然的代言人和捍衞者，而同處歐洲大陸的俄羅斯卻被排除在歐洲安全秩序之外併成為了“挑戰者”。博雷利的所謂“秩序”觀念實質上就是根深蒂固的排他性“勢力範圍”邏輯。在新型國際關係中的確應當拋棄陳舊野蠻的“勢力範圍”概念，但在當前美國拉着歐洲對付俄羅斯的背景下，博雷利的説辭顯然是説對了話卻表錯了情。

相比當年赤裸裸的“勢力範圍”觀念和實踐，西方的進化之處體現在能夠用更高尚的“民主、秩序和規則”等概念替換和掩蓋 “地緣、資源和財富”等真實算計。從應對烏克蘭問題的辭不達意到近年來在世界各地大搞“戰略圈地”，西方從未在觀念上真正反思過“勢力範圍”的強權政治本質，也沒有在政策和行動上真正收斂過維護和擴張“勢力範圍”的衝動。北約大舉擴張是“建設安全秩序”，美國搞“四國機制”和“印太戰略”是“維護民主秩序”，一旦其他國家對深入到家門口的這些名為“秩序和規則”的勢力範圍稍有不滿，就立刻會被扣上要搞“勢力範圍”的大帽子，來為手中隨時準備揮出的武力大棒製造合法性。

回到現實中來，假設歐洲要真正告別“勢力範圍”的所有記憶，就需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起解決歐洲安全問題的“歐洲方式”。在目前的博弈態勢下，歐洲安全存在着兩種方案、兩種命運之間的競賽：一方面是美國持續利用北約對俄羅斯維持軍事高壓狀態，並繼續在烏克蘭地位問題上玩弄模糊策略，因為“不失去烏克蘭”就意味着西方可以將勢力範圍推進到俄羅斯邊界；另一面是法德等國試圖通過重啓“諾曼底模式”、展開歐俄直接對話來爭取外交斡旋的空間，如果能夠形成歐洲自主應對危機的局面，就可以創造出軍事手段讓位於政治解決的氛圍，歐洲才有避免再度淪為“勢力範圍”的希望。

歐盟外長會議的結論是要在烏克蘭問題上採取三管齊下的對策，包括繼續堅持“與俄羅斯進行集體對話的外交努力”、一旦“外交失敗就準備應對潛在的俄羅斯侵略”以及“努力增強烏克蘭和其他夥伴的能力”。歐盟最應當做的當然是堅持外交努力，但這三步走的對策之間卻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歐盟表態要向烏克蘭提供3100 萬歐元以提高其軍隊的“抵抗能力”，要“加緊落實在烏克蘭設立歐盟軍事援助團”，還要與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等地位同樣微妙的“其他夥伴保持密切聯繫”。儘管歐盟在撤館撤僑等細微之處刻意與美國保持距離，但對美國的總體跟進和支持無疑削弱了自身的外交努力，歸根結底還是按親疏遠近搞“勢力範圍”、拉一羣打一個的陳舊觀念在作祟。

21世紀的確應當是徹底告別殖民經驗、拋棄強權政治、讓“勢力範圍”壽終正寢的新時代，儘管它們仍以“民主規則”或是“安全秩序”的名義在繼續橫行。（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