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認識人口問題，需要有足夠超前性

人口發展有自身的規律性，生育、死亡和遷移變量一旦確定，人口數量、人口結構和人口分佈就會沿着既定的軌道前行，這是人口規律呈現的必然和大趨勢，難以更改。

從人口自然變動觀察，我國死亡率率先下降，自新中國成立時的20‰快速降至上世紀70年代中期7‰左右的低水平，並一直保持穩定，2021年為7.18‰。出生率從上世紀60年代後期30‰以上開始穩步下降，1991年降到20‰以下，1999年降至15‰以下，2020年只有8.52‰，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跌破10‰，2021年進一步降至7.52‰，與死亡率相抵，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自然增加人口只有48萬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除“三年困難”時期1960年外的次低水平。這標誌着我國已經實質性進入零人口增長階段，出生率與死亡率交叉即將發生，人口負增長“拐點”緊隨將至。按照已經實現人口負增長國家的經驗，人口負增長“拐點”是一個時間段，並非一個具體時點。

人口負增長具有階段性和年齡傳導性。出生人口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負增長，鄉村人口1996年開始負增長，0-14歲少年兒童2005年前後開始負增長，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2012年開始負增長，總人口的負增長即將開始，最終，老年人口將在本世紀中葉開始負增長。在低死亡率和長壽化基本穩定的基礎上，低生育率和少子化是導致人口規模負增長與人口結構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所以，人口數量負增長與人口結構老齡化相隨相伴成為長期低生育率的必然結果。

人口事件是長週期事件，人口現象演變為人口問題具有一定的時間滯後性，一旦人口問題顯現往往已經錯過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因此，對人口趨勢的認識一定要有遠見，對問題的預警和解決方案要有足夠的提前量。

人口發展規律告訴我們，如果生育率一直低於更替水平，人口負增長就將一直持續下去。我國經歷少生孩子或獨生子女生育狀況的第一代人已經開始變老，更年輕一代或二代是在少生孩子的文化薰陶和行為範式下長大，處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物質生活更加豐富，受教育程度和就業機會相應提高的環境中，生育意願被有效抑制，形成自發的低生育願望和行為。一旦少生孩子成為新生代的生育價值觀的主流，我國的生育率水平短期內幾乎無望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

第一，近些年大型的生育意願的調查結果均指向更替水平以下。如，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孩子數，2017年為1.76，2019年為1.73，2021年為1.64，調查時間越靠近現在，居民的生育意願越低；越年輕的出生隊列，其平均生育意願越低。而且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生育意願、流動人口與非流動人口的生育意願越來越趨同。

第二，國際經驗也提供了佐證，過去40年我國在成功達成“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基本國策目標的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幾乎無一例外地在努力提升本國的生育率水平，在付出高昂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後發現，它們的生育率幾乎沒有明顯回彈，更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生育率升至更替水平以上，這是值得我國深思和借鑑的經驗。

人口負增長是長期低生育率水平的必然結果，是一種人口現象，本身並不是問題。只有人口負增長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要素不相匹配、關係失調、相互矛盾時才轉化為經濟社會問題。辯證認識人口負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既要避免人口決定論，把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一概歸咎於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動；也要避免完全脱離人口變動去討論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虛無主義。

當然，人口負增長本身在一定程度和時期內不是問題，並不代表永遠不是問題。在人口負增長的過程中由於經濟社會發展在人口正增長時期形成的固有模式的慣性延續，以及認識和適應人口負增長採取行動的滯後性，必然會造成人口與經濟社會之間的矛盾和問題。所以，要提高認識，改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思維模式，既然人口負增長的趨勢短期內無法改變，甚至長週期存在，那就需要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環境條件、政策制定、道路選擇、模式方法等要素進行調整和改革，逐漸適應人口負增長的變動，充分利用人口負增長帶來的機遇。

總之，我國是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基數大和經濟實力有限是基本國情，一旦遭遇長期低生育水平或超低生育水平所導致的問題，人口與經濟社會問題表現的程度和複雜性會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適應和應對難度會更加嚴峻，對此要保持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覺。（作者是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