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加茲.阿克拉姆：回到未來：探尋中巴合作的根基

在想象中巴關係時，我不禁想起1985年的一部好萊塢科幻電影，它講述了主人公在“現在”和“未來”中的存在是如何被妥協的。他別無選擇，只能通過時間機器及時介入，修復過去和現在，從而確保自己的未來。巴中關係遠非一個科幻幻想,但是,要了解中巴關係的未來，人們必須深入研究兩國的的過去。我們發現，中巴兩國的關係不僅僅是兩個國家間的互相配合,也是這兩個國家背後的兩大東方文明在發揮着積極影響，才使兩國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全天候的“鐵哥們”關係。今天，這兩種文明的許多成員還沒有意識到它們彼此之間的這種文明互鑑的關係。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正確理解這一歷史關係，以便在未來構想一個更光明和更互利的關係。

世界上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居住在中國。另一方面，擁有2.2億人口的巴基斯坦人只佔近擁有20億人口的伊斯蘭文明的11%。因此，中巴合作不是兩個“完整的文明”之間的合作，巴基斯坦只是57個伊斯蘭國家之一。巴基斯坦設想自己是一個大的伊斯蘭文明的一部分,其文明邊界溢出了57個伊斯蘭國家的國界，那些與巴基斯坦有同樣信仰的民族,成了其他文明國家的一部分,如在俄羅斯東正教文明、印度、非洲和中華文明。此外還有大量的穆斯林生活在西方。因此，儘管中巴合作可以很容易地在雙邊國家層面上構想，但它可能也需要一些智慧在文明層面上設想兩國關係的未來。

在傳統的伊斯蘭文化和中國文化中，整體比小部分更重要。縱觀中巴合作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們不能忽視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這兩個整體的關係。如果我們只看一個整體和它與另一個整體的一部分的關係，這可能會對這兩大文明浩瀚的過去不公平，從而貶低它的現在。中國和巴基斯坦不僅是國家之間的鄰居，而且是文明之間的鄰居。伊斯蘭教與中國的國際關係並不遵循“沒有永久的朋友和盟友，只有永久的利益”這一準則。這句格言反映了現代政治思想的狹隘和偏激，因為它不是建立在美德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自私之上的。正如道教經典《太上感應篇》説的“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儒家的《中庸》裏説，“隱惡揚善”。道家和儒家的主張與伊斯蘭教有關睦鄰友好原則是一樣的。基於我們自己的信念，我們渴望成為中國的好鄰居，但我們感到，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和一個文明，在過去幾十年和幾百年裏已經為我們發揮了優秀鄰居的作用。

與中華文明相比，伊斯蘭文明在地域上是非常廣闊的。如果我們把穆斯林世界的西部邊界和東部邊界進行比較，我們會看到一個鮮明的對比。不幸的是，從十字軍東征到殖民主義，再到當代的伊斯蘭恐懼症，我們看到的是與西方世界的對抗關係。1492年，西方世界留給東方人的痛苦記憶依然存在，當時穆斯林和猶太人被驅逐出他們在歐洲長達八個世紀的居住地。然而，在伊斯蘭文明的東部邊界，卻沒有1492年。取而代之的是合作、融合和互聯互通。絲綢之路生動地證明了人員、商品和思想在歐亞大陸的傳播，豐富了沿途的每一個人。中國人對這一地區的熟悉要早於伊斯蘭文明。東晉時，古巴基斯坦的僧人摩羅難陀從伊斯蘭堡附近的塔克希拉出發，去中國和朝鮮傳播佛教。同樣，在中國的各個朝代，中國的文明和科學思想在亞洲的不同地區進行了全方位的傳播。

這種情況一直是一種常態，直到現代西方的崛起，人類文明屈服於偏狹的民族國家認同。今天,當代中國學者在討論文明國家的崛起，中華文明共同體意識的築牢和中華文明的崛起給19世紀以來西方外部勢力給伊斯蘭世界帶來的分裂和碎片化帶來了復興的希望。畢竟，伊斯蘭世界一直是一個由亞文明國家構成的體系，中國卻是一個整體的文明國家。

在絲綢之路兩千年的歷史中，有一千年的歷史也是伊斯蘭和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由於不同的皇帝、國王、哈里發和蘇丹提供了安全保障，絲綢之路的前一個千年比後一個千年更加安全。沒有足夠的安全保障，就不可能有任何交易。因此，從歷史上看，中巴經濟走廊(CPEC)並非沒有歷史根基，這是一種曾經不幸被暫時停止的古老現象的復興。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今天仍然有強大的外部力量試圖維持他們在亞洲的霸權。他們以恐華、恐俄和恐伊斯蘭的形式傳播恐懼和仇恨政治。巴基斯坦、中國和俄羅斯人民別無選擇，只能通過團結來戰勝和克服這些挑戰。（作者是“巴基斯坦道德復興倡議”主席，中國西南政法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