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體育公共外交迎來新契機

北京冬奧會的比賽已在激烈緊張地進行中，作為世界上目前唯一的“雙奧之城”，北京如何在全球陷入“抗疫疲勞”的陰影下給世界注入活力與希望，中國如何利用這一難得的主場外交契機，調配多樣化的智能傳播與數字技術資源，開展以“體育科技”（sportstech）為主題的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實現“綠色”“人文”奧運的美好願景，連同年內召開的成都大運會和杭州亞運會等國際性賽事一起打造“創新中國”和“樂活中國”的國家品牌。這些議題都值得期待與關注。

新冠疫情大流行加劇了賽博空間“信息瘟疫”的蔓延。在一些人的政治操弄下，意識形態對立與社會裂痕不斷加劇。在此語境下，對於重新點燃全球共通的文化想象力和聚合全人類共抗風險的信念，體育賽事成為關鍵所在，“更團結”由此衍化為“全球風險社會”背景下奧林匹克精神的全新內涵。體育公共外交也成為“烏卡”（VUCA，即易變不穩定、不確定、複雜和模糊）時代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鑑的有效途徑，並且藉助於前沿科技賦能，演化出“數字化體育公共外交”等新形態，從而更好地適應“交往在雲端”的新趨勢。

與傳統的外交模式相比，體育公共外交具有以下四個方面優勢：其一，它能夠充分利用“文化接近性”原則，通過體育賽事這一全人類的“共享儀式”，凝聚共識，強化認同。其二，它是低風險、低成本但具有高曝光率和潛在高回報的傳播模式。其三，它通過與媒體層面的國際傳播和人際、組織層面的跨文化傳播相互融合，形成塑造國家品牌的強大合力。其四，還可與對外援助、教育、文化、生態環境等其他主題的公共外交相互呼應，放大其傳播效果。

人類進入“烏卡”時代，技術導向的“數字化模式”順應了智能傳播和後疫情時代的變化趨勢，能夠充分發揮“全程、全息、全員、全效”的傳播效應。從實踐路徑來看，這種新的模式能夠充分利用政府、企業和個人等多元行動主體的異質性特徵，從而發揮各自所具備的優勢及其在公共外交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與之適配相應的內涵維度，從而提出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對策及路徑。

首先，政府應當發揮全局性作用，以戰略傳播思維統籌體育公共外交。中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政府相繼出台了“體育2030”計劃，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利用體育公共外交，提振經濟發展和夯實國家品牌影響力。

其次，媒體可以充分發揮技術優勢，把握智能傳播的風口，推動體育公共外交在“呈現”與“參與”維度上的深度融合。由於全球觀眾無法現場觀賽，北京冬奧會也將成為史上媒介依賴度最高的體育賽事之一。杭州亞運會則成為電競正式“出圈”進入主流體育界的標誌性事件。主流媒體和互聯網企業應當把握這一歷史機遇，以“元宇宙”邏輯打造虛實結合、高度擬真的新傳播場域，突破當前體育公共外交在呈現維度上“語境缺失”和參與維度上“形式大於內容”的困局。作為全球Z世代追捧的對象，電競將成為中國利用體育公共外交打造“華流”品牌的切入點和增長點。

再次，以體育明星為主體的各界名流，可利用其“關鍵性意見領袖效應”開展“人民外交”，併成為“體育科技”產品和服務乃至於其所屬國家品牌效應的“放大器”。

隨着以滑雪運動員谷愛凌為代表的融匯中西的“第三文化人”和Z世代的各國體育健兒在北京冬奧會上大放異彩，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主導的“新全球化”時代的帷幕正在“雙奧之城”徐徐展開。（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