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曉：對華研究切莫迷失於“想當然”

一個國家政府制定對另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必須基於對該國的準確瞭解和把握。如果基於錯誤的把握和判斷，那麼制定出來的政策必然不可能是正確的，反而可能產生極大的謬誤。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政策研究圈以及政府研究部門出台的一些建議、報告，與中國發展的實際相差甚遠。他們對相關趨勢的判斷，也漏洞百出。

例如，美國學界一些人近期“熱議”中國大陸是否將武力攻台，有人甚至主張“覆巢”之下的“焦土政策”，建議必要時摧毀台積電公司以便讓進攻的一方得不到任何芯片，從而消解攻台。如此“高論”，不得不令人得出結論，美政策研究界的對華判斷出現了嚴重偏差。而且，這個問題的存在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頗有代表性的是2017年12月的特朗普政府發表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判定中國“試圖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這顯然與事實不符。此外，被特朗普團隊捧為“頂尖中國問題專家”的白邦瑞，一度以《百年馬拉松》一書知名，但該書不少內容都是不靠譜的。比如，該書大量引用了白邦瑞在中國道聽途説的內容，彷彿這本書代表了中國決策者的政策思想。只要稍微對中國決策過程有所瞭解或研究的人士，都清楚並非如此。白邦瑞在書中表現得像“發現天大秘密”似的，大講中國有一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戰略。僅憑道聽途説的傳言，不紮紮實實地做研究，在此處差之毫釐，就會謬以千里。

在涉華事務上，美國一直存在一批“中國觀察者”。他們有的屬於“對華接觸派”，有的屬於“鷹派”。近幾年來，對華強硬成為了美國新的“政治正確”。反之，如果不強硬，就很容易遭到攻擊。在如何對待中國這一問題上，美國出現了類似於當年“麥卡錫主義”那樣的氛圍。對中國“硬”“狠”就容易受到肯定，而在對華看法上客觀一點，則容易受到攻擊，被視為“擁抱熊貓派”。在這一氛圍下，本可以就某一問題發表較客觀看法的人士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寧可不發聲了。於是，那些真正對中國較有研究的美國學者往往被邊緣化或自我邊緣化。在對華政策上，日益佔據上風的是一批所謂的“戰略派”。他們對中國並無專門研究，大多隻是根據某一種“戰略思想”進行演繹推理，進而提出政策主張和建議。

最近在美訪學研究中，筆者得知位居美國頂尖名校之列、其東亞研究在全美數一數二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漢語的學生人數在下降，學習日語和韓國/朝鮮語的學生人數卻在增長。這令筆者吃驚不小。據此間權威人士告知，這種情況大概率是受近年中美關係下滑的影響，惡劣的氛圍也損害了青年學生學習漢語的興趣和熱情。顯然，這是一種令人憂慮的趨勢。至於學習日、韓語言的學生人數增長，原因之一可能是日、韓都是美國的盟友。從此間幾個國別研究中心的籌資情況看，對於來自日、韓的捐款一般是欣然接受。而對來自中國的捐資，無論是不是民間的，都要被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甚至可能避之唯恐不及。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研究很自然地也會受到消極影響。

其實，美國學界在中國研究方面曾有過很好的傳統。人們熟知的費正清，曾結交了不少中國朋友，在二戰期間他還曾到美駐華使館工作，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其後的傅高義更是一個傳奇。美國東亞問題學者在漢語、日語和韓語這三門主要語言中，熟練掌握一門就已很不錯，而傅高義掌握並能熟練運用其中的兩門（漢語和日語）。在日本研究和中國研究方面都有不止一部專著問世，其著作都有非常深入的思考而被譽為經典。再近一些的蘭普頓，以及現在仍屬於中生代的柯慶生等，也都重視對中國的實地研究。柯慶生還能夠用漢語發表演講，筆者曾在現場聽過。這些都可算是美國研究中國問題學者的榜樣。

不會漢語，不到中國實地調研，於是乎，很多時候美國一些人士在看待中國時就只能靠想象了。比如關於新疆話題，如果我們暫且把美政客和媒體的惡意抹黑中傷放在一邊，在嚴肅的學者圈中，居然也有不少人相信所謂中國在新疆“系統性地違反人權”一類的説法，這令人很無奈。所謂新疆存在“大規模違反人權”現象，甚至所謂“種族滅絕”，本來就是不存在的事，要想證偽並不難，只要抱着一探究竟的態度到新疆實地走一趟，就能搞清楚。筆者希望待新冠疫情有所緩解後，美國的各方人士都能夠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以明辨事實究竟如何。

20世紀50年代，美國出現過“麥卡錫主義”，人為製造了為數不少的子虛烏有“案件”。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的紅色恐慌中，相當一批知華和説真話的美國人士蒙受了不白之冤，或失去公職，或遠走他鄉，美對華政策也走上了遏制對抗禁運之路，並持續多年。歷史早已證明，“麥卡錫主義”是完全錯誤的，但後果已經造成。

相對而言，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年輕會比較缺乏歷史感，進而影響了對歷史教訓的汲取。美國從阿富汗倉皇撤軍後，有分析家認為，美國是不會對這一教訓展開深刻反思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十分令人遺憾。經歷是一筆財富，不管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都應從自己的經歷中學習汲取一些東西，從而有所長進。在對今日中國的分析判斷和對華政策的研究方面，也是如此。不瞭解中國，誤判中國及其意圖，僅靠想象來制定政策，就有可能鑄成大錯。（作者是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