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歐洲芯片復興別陷在“價值觀”裏

歐盟委員會日前正式公佈備受關注的“芯片法案”。在當前全球芯片供應鏈不暢以及歐盟謀求產業和科技“戰略自主”的背景下，這一法案被外界視作歐盟維護現有工業和經濟利益，並將自身打造成為未來科技和產業重要一級的標誌性舉措。以430億歐元投資和補貼“重賞勇夫”的同時，法案也提出“將與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地區等合作伙伴用好相關多邊協調機制”。歐盟似乎希望將保障芯片供應相關合作的寶，押在所謂“共同價值觀夥伴”之上。但將芯片產業振興計劃附上價值觀色彩，卻可能與維護產業利益的初衷南轅北轍。

歐洲“芯片法案”分為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短期看更多是以各種內外手段保障全球大廠對歐盟製造業需求的供應，緩解芯片短缺對汽車、航天等下游關鍵產業“減供斷供”的挑戰；中期目標是增強歐盟有關芯片研發、製造、測試、封裝的全產業鏈能力，促進人才、創新等產業生態積極發展；長期則要爭取芯片研發、製造領域的主導地位，包括實現2030年佔據全球芯片產量20%份額的目標。

從目前的芯片業態來看，歐盟提到的所謂“擁有共同價值觀”的相關經濟體，確實在全球半導體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比如台灣地區的台積電佔據全球高端芯片製造的九成份額，韓國三星在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市場的份額達到43.9%，美國企業在全球芯片生產全產業鏈上均擁有關鍵性技術，日本在晶圓和光刻膠等基礎材料方面擁有較高全球份額，而歐盟目前僅佔全球芯片產能的10%，荷蘭光刻機廠商阿斯麥、意法半導體集團等在關鍵技術、股權結構等重要環節上亦受制於歐盟以外一些國家和企業。因此，與美國以及亞洲發達經濟體的合作，對現階段着力於解決供應不暢問題、保障歐洲重要工業行業生產、穩定歐盟經濟復甦態勢而言，的確具有必要性。

但為保供應而以“價值觀”劃線產業合作伙伴，無疑是在當前全球供應鏈無序和缺乏合作的背景下，增加更多分裂和阻隔，將全球芯片產業生態推向更為極端的局面。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個產業的研發、生產、製造以及下游市場都是緊密相連的，也需要資金、人才、技術、產品的充分自由流通，才能保障每個環節都能賣得出貨、收回前期成本。對於芯片這種需要將15%收入投入到下一代研發的產業，只有穩定的市場和全流程運轉，才能保障上下游所有企業運轉處在正向循環中。因此，以“價值觀”劃線將供應鏈夥伴進行非此即彼的區分，甚至採取“小院高牆”式的陣營對抗，均不可取，只會讓市場萎縮、產業上下游割裂，最終影響所有企業的利益。

與此同時，歐洲的某些所謂“共同價值觀夥伴”，作為合作對象的可信程度也令人質疑。美國面對全球芯片供應緊張的局面，一方面是以政治、經濟、安全等手段逼迫他國企業優先供應美國或赴美設廠，以達到本國產業利益優先的目的，另一方面則是藉助對全球芯片產業關鍵環節的控制，拉攏或強迫其他發達經濟體構築針對中國的所謂“科技聯盟”，形成對華戰略打壓的一環，並在這一過程中進一步強化對全球芯片產業網絡的控制以及其他國家對美國的依附。

事實上，美國在歷史上就曾不遺餘力地就芯片產業進行產業掠奪，20世紀80年代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由盛轉衰，法國企業家馬克·拉敍斯一手創立的金普斯芯片企業被美資霸佔的血淚史，乃至此前拜登政府要求全球芯片廠商提交關鍵數據的舉措，都證明了“與狼共舞”的危險性。而無論三星、東芝還是台積電、阿斯麥等，相關行業關鍵企業大都處在美國長臂管轄的投射範圍之內，它們與第三方出於企業利益而獨立合作的意願亦受到較大限制。

對歐盟而言，主要國家共同打造高端產業領導地位不乏成功案例，空客、阿麗亞娜系列運載火箭等歐洲產業明珠都是歐盟建設產業自主的結果。對於當前的芯片領域而言，歐盟也需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把握產業生態及其發展邏輯，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既定戰略目標，併為包括歐盟在內的全球芯片產業健康發展做出貢獻。（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