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彬：日本民間對華好感為何被遮蔽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對於當前的中日關係而言，在政治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影響下，政府層面和民間層面給人的印象，似乎都像當前北半球所處的冬天一樣等待破冰。

恰逢北京冬奧會，中日民間的互動讓人有了在此前媒體報道和互聯網輿論中不曾感受到的熱度。羽生結弦這位自帶光環的世界級運動員雖然沒有拿到獎牌，但其運動精神和對技藝的追求，依然在中國收穫了讚譽。相信他也為中日兩國的粉絲們拉近了心理距離。此外據筆者觀察，羽生和冬奧吉祥物“冰墩墩”，也有着密切聯繫。被稱為“義墩墩”的日本記者辻岡義堂，恰恰是在被問及羽生時“曝光”了自己對“冰墩墩”的喜愛，為“冰墩墩”在世界上走紅貢獻了一份力量。在日本，“冰墩墩”關聯商品被炒高了數倍的價格。當然這也許與疫情下物流不暢有關係。假以時日，筆者相信會有更多的“冰墩墩”登陸日本列島，為日本帶去冬奧的喜悦和中國人民的友誼。

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前，日本內閣府公佈的外交問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日本民眾對美國的好感和對中國的惡感分別達到近年來的頂峯。筆者認為，這與日本媒體以及一部分日本右派精英的政治化操作難脱干係。僅舉兩個例子：一是，有數萬日本民眾參加了雅虎日本網站上對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的即時打分，其中60%給了十分的滿分，大多數人都認為北京冬奧會的開幕式超越了東京夏奧會，可見日本觀眾大多數是理性的。二是，2月13日北京雪花紛飛，前幾天還抱怨北京少雪沒雪的日本大部分媒體，又開始抱怨下雪帶來的不便。

説起日本媒體，其實有一個“特質”，那就是大部分對日本政府不太買賬，但是沒有對美國不買賬的。新任美駐日大使到任後即對日俄島爭發聲，旋即被日本媒體解讀為對岸田內閣的“警告”，不知日本媒體究竟是怎樣的邏輯

迄今已有十多年曆史的“北京-東京論壇”一直對中日雙方的民意進行調查統計。去年的日本對華好感度跌到了新低，但一項新的調查表明，僅有19.6%的日本受訪者認為日本媒體在涉華報道中發揮積極作用，而中國83.7%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媒體在涉日報道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而被問及“中國對日本是否重要”時， 80%以上的日本受訪者認為中國對日本至關重要。所以，筆者想説，“日本對華惡感”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媒體刻意操作出來的。試想。日本官方對所謂

“新疆種族滅絕”議題一直非常謹慎，但在美國的指揮棒下，日本一些媒體卻開始對日本民眾“洗腦”。因為媒體的“狂轟濫炸”，導致即便認為中國重要的日本國民常常被日本媒體“中日關係惡化”的導向所包圍，因此抱有惡感和認為中日關係惡化以及認為中國很重要的日本國民“三位一體”了。

其中，最惡劣的表現毫無疑問就是有關疫情溯源的問題。在美國和日本一些勢力的操作下，中國成了日本疫情困境和經濟衰退的替罪羊。這幾乎已經成了日本媒體的敍事定調。也因為疫情的原因，兩國國民的往來可以説已經跌到了最低線，而被西方嘲諷為“鎖國”的日本，實際上對中國“動態清零”抗疫方針不乏理解。在日本國內也一直有“共存派”和“清零派”的爭論。疫情帶來的隔閡，對兩國民間產生的影響我們不能忽視。此外，釣魚島問題一直是兩國民眾心中難解的心結，希望未來第五個政治文件能夠為中日領土爭端的解決指明方向。

從經濟上看，“30年沒有漲工資”的日本，對數十年經濟持續增長的中國抱有何種心態可想而知。已故日本著名作家和政治家堺屋太一曾有過一本預言小説《平成三十年》，書中對今天的中日經濟狀態有着精準的預測，而且還預測説會有大量的日本年輕人來華工作。現實是日本大多數年輕人“宅在”列島，而中老年羣體中則有很多來華開始了第二人生。筆者認為，疫情結束後，如果尊重市場邏輯和歷史邏輯，中日的經濟合作與國民感情應該能夠更上一層樓。可眼下日本政府謀劃的“經濟安保法案”卻很可能帶來變數。該法案絲毫不尊重市場邏輯和經濟規律，將壓縮日本迄今為止在國際市場上僅存的有競爭力的產能。試想，高端的是要組裝F-35戰機，低端的是要生產口罩、尿素和消毒液，被擠壓的自然是中間那些列島內外都叫得響的品牌和產能，令人惋惜。

2022年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1月初日美“2+2”視頻會談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經團聯設立“邦交正常化紀念委員會”，這其實已經釋放了信號。此後，日美首腦視頻會談，雖然涉及內容中有針對中國的，但也能看到日方對美擴散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怨氣。

日本元老級媒體人田原總一郎近日爆料，在今年5月拜登訪日前，岸田政府可能謀劃中日高層互動。這也不能算是空穴來風。畢竟，去年自民黨總裁選舉的4名候選人裏，有3名是日本語境裏的“親中派”，那位把“反華”掛在嘴上的女議員，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希望。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筆者始終堅信，中日關係的歷史邏輯和經濟規律，不會因為政客和媒體的操作而改變。（作者是日本橫濱國立大學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