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濤：印度為何對美“印太戰略”反應冷淡

美國政府日前發佈“美國印太戰略”報告。報告屢次提及印度稱，美國將繼續建立一種戰略伙伴關係，讓美國和印度共同努力，並通過地區集團促進南亞穩定。然而，這樣一份報告在印度並沒有得到熱烈響應和追捧。大多數印度媒體只是照本宣科地進行轉載，而且內容大同小異。與報告相比，印度更關注同時召開的“四方”外長會議，相關評述不約而同地聚焦於“四方”的“不睦”。如此種種，都説明美印在印太戰略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差異。

首先，兩國印太戰略的目標不完全一致，甚至某些方面存在衝突。美國希望中印兩個亞洲大國相互牽制以坐收漁人之利。而印度知道，只有中印日等亞洲國家的共同發展才可能迎來“亞洲世紀”。所以印度堅持印太戰略的開放性和經濟合作性，曾試圖將中俄納入印度的印太戰略，堅持將“四方安全機制”與“印太戰略”區分開來，因而印美印太戰略的關注重心長期存在分歧。

由於中美開展戰略博弈的首要地緣區域是東亞地區，南亞地區相對次重要。而對於印度，後者是其生存和發展的核心地緣區域，印度曾極力加強在海洋上與美日澳的合作，同時在歐亞大陸上不放棄與中俄合作。美印雙方的印太海洋安全領域關注點也不同。美國更重視東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區，印度則更希望體現印度洋的優勢地位，何況印度一直將印度洋視為“印度之洋”——自己的“內湖”，儘管美國倚重印度在印度洋的地位以強化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影響，但雙方的矛盾顯而易見。此外，歷史上美印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並不契合，例如曾經都反共但後者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並長期與社會主義國家保持交好；對“民主”的理解和層次也不一致……

可見，印度加入美國印太戰略更多出於機會主義心理、“搭便車”行為，美印戰略伙伴關係實質上是一種以利益互補為基礎的有選擇的戰略伙伴關係，而非一種真正全球性的、戰略性的、同盟型的夥伴關係。

第二，印美對華結構性矛盾不對稱，導致它們印太行動的差異。儘管聯合遏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存在和影響力是美印的共同戰略需求，但雙方基於國家利益角度的對華認知、對華政策和對華需求尚存在根本分歧。制衡中國，的確是推動美印在戰略層面不斷接近的主要外因，但由於中美和中印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明顯不對稱，前者具有國際和全面格局，後者僅具有地區和局部性質；加之印度對外政策的戰略自主性，使得印度與美日澳在印太統一行動上表現出諸多不同。

第三，印俄友好關係，特別是雙方的防務貿易成為美印關係的長期嫌隙。為鞏固印俄關係作為其“戰略自主之錨”的地位，印俄於2021年底舉行首腦會晤，雙方簽署28項協議，並將兩國的軍工合作延續了十年。儘管印美防務貿易呈現上升態勢，但印度目前仍然嚴重依賴俄羅斯的武器出口。印俄關係本就具有良好基礎，加之擔心日益密切的俄巴關係縮小印度的戰略空間，印度對印太安全領域的合作相當謹慎。

第四，亞洲國家身份和核心利益關切，使印度對域內國家態度與美國存在極大差異。首先，阿富汗問題加深了印度就美國對盟友不負責任的感受，並留下難以縫合的傷痕。其次，美國對印度從伊朗進口石油極為不滿。還有，在緬甸問題上，印度與其他“四方”國家的態度也不同，印度反對“制裁”緬甸軍方；在朝鮮問題上，印度也異於其他三國，“作為少數幾個在平壤設有大使館的國家之一，印度對使用強硬語言保持沉默”；對於東盟，印度更強調印太戰略經濟增長為減貧和提高民眾生活水平開闢合作的可能。

第五，印美在印太經濟利益、發展方式的不同導致印太經濟合作的遲滯。在經貿問題上，美國秉持“美國優先”原則，印度則支持多邊主義；雙方在貿易自由化、移民等問題上立場迥異，貿易摩擦不斷；美國從中國撤出廠房轉移至印度，但中印貿易額激增甚至超過美印，2021年突破新高，達到1250億美元，同比增長43.3%。

第六，印美在氣候、網絡安全等其他問題上的矛盾。在去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格拉斯哥大會上，印度總理莫迪突然高調宣佈2070年印度將實現“零碳排放”目標，但作為全球第二大煤炭生產和消費的發展中國家，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印美在承擔氣變責任、減少温室氣體排放量等方面一直存在分歧；在網絡安全發展的目標、水平、發展空間和合作機制協調等方面也存在較大難度。

不可否認，從奧巴馬、特朗普到拜登，經民主、共和兩黨共同推動，在印太戰略黏合下，印美關係從外交、安全到政治、經濟確實有了一定發展，但雙方的目的動機不同，效果如何有待觀察。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四方安全機制”不會出現美國期待的大變化。（作者是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教授，該文為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7JJDGJW0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