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以史為鑑，理解今天的美中關係

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訪華，如今迎來50週年，對於我們這些對美中關係糟糕現狀感到沮喪的人來説，這是一個反思的機會，同時也可能是一個帶來希望的機會。回顧過去50年的美中關係，會否對今天的美中關係有所啓示？

中美之間出現歷史性突破之前是20多年的敵意，兩國完全是敵人。這一漫長過程的谷底是朝鮮戰爭，當時兩軍進行了激烈血腥的戰鬥，其中一些是肉搏。我們從中可以學到些什麼？我將提出一些原則，這些原則是長期以來改變美中關係、取得外交成果的基礎和推動因素，並能為改變現在的美中關係提供新的思路。

首先，我們需要審視一下美中之間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這兩個國家中日益擴大的多數羣體，到底在想什麼？情況並不樂觀。我們目睹了雙方感情的急劇降温，以至於對彼此的看法都幾乎跌到了歷史最低點。諸如美中在疫情防控合作這樣本應優先考慮的問題，被敷衍了事。而像陰謀論這樣本應被忽視的東西，卻被推崇備至。可悲的是，在傳統媒介和社交媒體的推動下，兩國的競爭對抗色彩加重了。

恕我直言，大多數中國人認為，美國致力於“遏制”中國，阻止其崛起。他們説，這就是美國支持台灣的真正原因——不是把台灣當作民主典範，而是把其當作“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美國可以用它來威脅中國大陸，同時保持中國分裂。他們看到美國建立各種聯盟來包圍中國:“四方安全對話”，“奧庫斯”，美韓同盟等等。美國入侵中國的電腦，不停地派遣偵察機到中國海岸搞巡邏。美國在新疆、西藏煽動“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在南海動用海軍侵入中國主權領土；在香港煽動分裂和暴力，干涉中國內政；惡意將新冠疫情的源頭歸咎於中國；散佈虛假謠言，誹謗中國；用國內法律在世界各地長臂管轄，損害中國利益；力圖注入西方價值觀來壓制中國文化，侵蝕中國的獨立和主權。

與此同時，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按自己的規則行事，利用政府補貼的“重商主義”經濟體系獲得不公平優勢，並對迅速發展的國防進行現代化，以實現地緣政治野心，特別是建設一支藍水海軍。批評中國的人士聲稱，中國對外更加咄咄逼人，尋求領土擴張，派出“戰狼”外交官。他們認為，中國市場幾乎沒有互惠性，媒體准入更是一點沒有；中國竊取技術來促進經濟發展；中國限制人權。中國被指控從事大規模的工業、商業以及國防領域的網絡盜竊活動。批評中國的人士還指責“新疆發生種族滅絕”“香港新聞自由被剝奪”，中國大陸威脅台灣，以及支持俄羅斯威脅烏克蘭。

我們已經進入了美中兩國激烈無情的“鬥爭”時期，儘管我不願稱之為“意識形態鬥爭”。例如，對所有國家來説，主權和領土問題是外交政策的驅動因素，不管政治意識形態如何。民族主義超越了意識形態。

我一直感到驚訝的是，聰明的人在冷靜地看待他國的行為時，很容易看出被誤導的民族主義，與此同時，面對本國相似的情緒中被誤導的民族主義，他們卻很容易被矇蔽。這讓我們回想起尼克松總統對中國的突破性訪問，以及他與毛澤東主席的歷史性會晤。下面是我們可以識別和應用的原則。

第一，宿敵可以和解，即使是在長期和破壞性的衝突之後。2022年，中國和美國的對立程度遠不如1972年，儘管如今的問題公認更為複雜。（二戰後的法國和德國，以及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亞伯拉罕協議》也是明證。）

第二，幾個重要人物就能產生很大影響——對中國來説，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美國則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時，強硬派有更大的妥協餘地，因為他們不太容易受到國內批評的影響。儘管輿論似乎對和解持抵制甚至敵對態度，但領袖可以改變人們的態度。

第三，看似不可調和的問題不一定會破壞協議。《上海公報》經過7個月的反覆磋商起草，在尼克松訪問結束時得以發表，是大師級外交傑作。公報細緻入微地處理了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敏感話題，用語言彌合了原本存在的鴻溝。

第四，在“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地緣政治大旗下，有共同敵人的敵人可以突然實現關係正常化（如果不是成為朋友的話）。1972年，美國和中國分別與蘇聯發生衝突。2022年，中美兩國分別面臨新冠疫情、全球變暖、宏觀經濟復甦、國際恐怖主義等問題。

第五，保密對微妙的談判至關重要。基辛格為準備尼克松訪華而秘密訪問中國，因擔心泄密，他沒有使用美國國務院的翻譯人員。如今，由於手機無處不在，互聯網全時覆蓋，保密變得更加困難，但仍然絕對必要。

美中之間存在着不止一個棘手的問題，這不是什麼國家秘密。但如果讓我從兩邊各選一個，最具危害性的應該是這兩個：在美國，當有人提出要把中國共產黨趕下台時，直接干涉主權國家內政；在中國，當一些人試圖控制其他國家的信息和影響言論時，訴諸經濟和其他手段，這種方法往往適得其反。

美國面臨的挑戰是避免威脅中國的核心利益，特別是政治制度和台灣問題。中國面臨的挑戰是緩解那些擔心中國崛起的人的焦慮。我真希望，我們可以求助於1972年的周恩來和基辛格。我知道他們會有遠見，我敢打賭他們能想出一個計劃。如果他們能，為什麼我們不能呢？（作者是國際企業戰略家和投資銀行家、庫恩基金會主席，於2018年獲“中國改革友誼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