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温斯頓·洛德：50年前的美中互動體現遠見和勇氣

我非常幸運能夠成為50年前尼克松總統訪華如此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的一分子，它體現了兩國領導人的遠見和勇氣。我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彼時，在經歷22年的相互敵對後，我們必須實現互動，發出我們想要建立全新關係的信號。

我與基辛格博士以及尼克松總統保持着密切的工作關係，與中方取得了聯絡。通過雙方共同的朋友——巴基斯坦，基辛格博士、我以及其他幾個人於1971年7月進行了一場秘密之旅。我負責此次訪問的簡報事宜。我們見到了周恩來總理，進行了足夠好的討論。雙方都認為，總統訪問將符合兩國的利益。1971年10月，我們再次公開訪華，安排總統的訪問，並開始起草《上海公報》。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實現了對中國的訪問。我再次負責總統的簡報事宜，並參加了所有與毛主席的會晤以及與周總理的會晤。因此，我非常有幸能夠身處整個交往過程的中心。

當我們乘坐“空軍一號”飛往中國時，尼克松還不停給坐在飛機後面的我發送消息，詢問更多信息。他希望做好充足準備，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國際事件。他知道自己要和中國非常強力的領導人進行對話。他希望就中國歷史、文化以及其他不同的事務做好充足準備。在成為總統兩年之前，他就曾在某雜誌撰文説，我們不應該讓中國孤立於國際社會以外。

此次訪問之所以是一個重要事件，不僅因為美中兩國關係，實際上也對蘇聯帶來了直接影響。我們同莫斯科的關係得到了迅速改善，他們同意舉行峯會，簽署一些武器控制協議以及柏林協定。我們得到了中國和蘇聯的幫助，得以結束越南戰爭。因為騷亂、暗殺和戰爭，美國人民經歷了一個令人身心交瘁的十年。因此，我們實現了所有的重要目標，中方同樣如此，獲得了針對蘇聯的平衡，加入了聯合國，同日本和其他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就像中國人常説的，這是雙贏的局面。

對於50年前陪同尼克松總統訪華的行程，儘管我們圍繞公報依然進行了艱苦的談判，特別是在敏感的台灣問題上，但為什麼我們很有信心將會取得成功？因為我們在1971年的兩次訪華做了很多準備和鋪墊工作。這些日程的準備和《上海公報》大部分內容的起草意味着，雙方都想要取得成功。

我和基辛格博士的第一次秘密訪問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為我們不知道，訪問是否可以建立全新的關係。當我們乘坐巴基斯坦的飛機從巴基斯坦起飛時，沒有任何一位美國官員在過去22年中到過中國。當時給我的感覺類似於詹姆斯·邦德的秘密行動，我們即將引發的地緣政治地震，以及所有的一切原因，讓這場秘密訪問具有特殊的意義。

在當下的美國，有人認為尼克松總統的訪問和當時開啓對話接觸政策都是錯誤的。在我看來，這是非常短視和錯誤的觀點。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正如前面提到的，這次訪問實現了許多目標。而且，還向外界展示美國在國際舞台上依然強大，提升了美國人民的士氣。因此，它給我們帶來了直接的正面影響。此後，我們從雙邊關係中既有所得，也有麻煩。但問題是，與中國接觸的替代選項是什麼？我們無法遏制中國。

首先，認為這樣一個有着幾千年歷史、充滿活力的國家不可能在某個時間節點崛起，這是愚蠢的想法。或許，我們加快了其崛起的速度。但我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中國成為地區乃至全球強國的關鍵因素。

其次，替代選項是什麼？遏制是不可能的，因為其他國家不會加入到我們的行列之中，遏制將會是無效，而且可能還是危險的，因為我們或許會捲入衝突。

第三，我們一直在避免打開大門的風險。我們想要改善關係，但我們並不天真。中國有不同的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因此，我們保持了同盟體系和軍事實力。我們越來越關注亞洲，以平衡中國的影響。我們通過接觸、經濟和文化交流獲得了許多優勢，在全球問題上進行合作。中國幫助我們解決全球性問題。因此，我們得到了收穫，儘管我們也遭遇到了一些問題。鑑於這些原因，沒有其他替代選項以及我們一直在避險，這就讓那些認為這是一場錯誤的觀點愚蠢無比。（作者作為基辛格博士的特別助理，參與了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及前期籌備工作，在中美建交後曾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