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北約的“機遇”只會加劇國際安全困境

隨着俄羅斯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個“共和國”的獨立地位，美歐國家紛紛對俄羅斯進行新一輪嚴厲制裁，烏克蘭危機到達一個轉折點。烏克蘭危機不僅僅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問題，而是由幾對矛盾組成的：俄羅斯與烏克蘭的主權領土之爭，美國、俄羅斯和主要歐洲國家的歐洲安全事務主導權之爭，北約與俄羅斯的安全概念和安全範圍之爭。在這幾對關係中，北約都是一個核心因素，既是西方解決烏克蘭問題的主要工具，也是導致烏克蘭危機激化的一個重要根源。

冷戰剛結束時，北約中的美國和歐洲成員都沒立即看到北約擴大的必要性，甚至開始討論北約存在的必要性。歐洲主要國家開始認真思考一個沒有美國、至少不單方向依賴美國的歐洲安全框架，其中德國尤其積極。在德國看來，蘇聯解體後，位於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廣闊空間是自己的經濟和戰略機會，並不希望與其他國家分享。但前南斯拉夫危機揭露了歐洲國家在安全問題上的脆弱性，給了北約繼續存在並擴大的機會。北約於1999年3月首次擴大，將捷克、匈牙利和波蘭吸納進去。

北約東擴產生至少三重影響：德國從前線變成後方，北約中的歐洲部分分量逐漸加重，北約與俄羅斯的戰略矛盾也日益激化。在2008年4月的布加勒斯特峯會上，克羅地亞和阿爾巴尼亞被邀請加入北約。美國等還稱，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最終也將加入北約。在此情況下，俄羅斯決心反擊北約的擴張勢頭。2008年8月，俄羅斯以南奧塞梯問題為藉口進攻格魯吉亞，也暫時凍結了格魯吉亞加入北約的可能性。

烏克蘭的問題要比格魯吉亞重要得多，也敏感得多。烏克蘭長期被視為“歐洲之門”，是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主要門户，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戰亂多發之地。烏克蘭因此成為冷戰後陷入地緣政治泥坑最深的國家。國內外矛盾疊加，使烏克蘭從蘇聯時期的一個發達共和國淪落為最落後的蘇聯前加盟共和國之一。社會經濟的長期停滯、倒退，而烏克蘭國內各派又都從對方身上尋找原因，這使烏克蘭內部差異逐漸演變為分歧、矛盾與衝突。親俄和親西方勢力輪番上場，給了外部勢力介入、操縱的機會。

2013年底，親俄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中止與歐盟的聯繫國與自由貿易協議，引起親西方勢力不滿，並因此被推翻下台。俄羅斯感到烏克蘭倒向西方的勢頭已不可擋，就調整長期以來與西方在烏克蘭進行政治經濟爭奪的策略，2014年3月收回克里米亞。幾天後，歐洲與烏克蘭簽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聯繫國與自由貿易協議，烏克蘭東部民兵武裝也正式舉起獨立的大旗。

美歐在保護烏克蘭主權問題上有一致性，但在如何對待俄羅斯問題上有分歧。克里米亞事件以後，美歐得出不同結論：美國認為對俄羅斯施加的壓力不夠，同盟體系內部不團結，給了俄羅斯機會。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和德國，認為不應該在這個敏感問題上過度挑逗俄羅斯，要與俄羅斯進行溝通和談判。在涉及烏克蘭東部衝突的調解過程中，歐洲國家長期佔據主導地位。兩次明斯克協議，美國都是缺席的。這次烏克蘭危機突然加劇，也反證了歐洲國家在安全議題上的無能為力。歐洲安全事務又回到美俄對峙、北約主導西方的舊模式中。

北約東擴與烏克蘭危機激化，其實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過程。如果僅僅用一個單一原則如主權原則來判斷的話，結果將非常清晰。但國際社會的很多事件往往並沒這樣簡單。主權原則是當今國際秩序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每個國家也都需要根據自己的國情與國際環境來選擇道路和方向。烏克蘭處於地緣政治競爭的裂縫之中，國內又存在深刻的民族和文化分歧，既沒有大到足以握住自己的命運，也沒有小到可以因被忽略而獲得外交自由。這類國家倒向任何一方，親近任何一方，都會面臨強大的國際和國內反作用力，都可能會出問題。烏克蘭危機產生了一系列後果：烏克蘭受到損害，俄羅斯更加孤立，歐洲國家的安全自主權被削弱，美國和北約的地位更加凸顯。

所以，烏克蘭危機不僅是烏克蘭的問題，也是國際社會的一道難題。從國際法角度來看，烏克蘭有權決定自己的內政外交。而從國際安全的角度來看，在蘇聯、華約解體的情況下，北約繼續存在、擴大會導致國際安全格局的進一步失衡，這已成為國際安全的一大威脅。這樣一來，烏克蘭的主權權利就與國際社會問題疊加起來。

這讓很多國家陷入選擇兩難：既不願意看到俄烏危機進一步加劇，也不願坐視北約繼續擴大。這個二選一，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內和解、國際中立的烏克蘭，繼續充當“歐洲之門”，而不是成為俄羅斯與西方之間被爭奪的地緣政治壁壘，才是烏克蘭的最佳選擇。只有這樣，也才能讓國際社會從主權權利與國際安全之間的糾葛之中解脱出來。（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