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華：烏克蘭危機凸顯西方“無助感”

日前發佈的《2022年慕尼黑安全報告》把今年的慕安會定調為“擺脱無助感”。報告説，在多重危機影響下，西方國家感到力不從心，失去把控能力，認為已無力改變當前困局。隨着烏克蘭危機的急劇升級，西方的這種“無助感”再次得到凸顯。

這很大程度來自西方內部的矛盾與分裂。在烏克蘭問題上，美歐之間早就出現明顯差異。歐盟和德法將2014年2月以來不斷翻新的明斯克協議視為歐洲外交的一項成就，認為這一協議是通向和平的捷徑，體現歐洲的軟實力和歐盟的“規範性權力”。美國則對明斯克協議不感興趣。拜登政府堅信，鑑於現實政治的本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新一輪入侵將不可避免，因而美國人在軍事上和戰略上不斷做出挑釁與強硬的姿態。

與美國相比，歐洲對俄羅斯的態度要緩和得多，也優雅得多，但各種外交舉措卻顯得有些躊躇猶疑。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朔爾茨和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一個接一個地分別訪問了烏克蘭和俄羅斯。歐洲多位政治領導人在基輔和莫斯科之間頻頻穿梭，苦口婆心地兩邊勸和。然而，美國作為歐洲的盟友，對這些穿梭勸和的外交行動滿懷疑慮。雖然拜登和布林肯沒有對此公開批評或做出過貶損，但他們不僅堅持對俄羅斯怒目相向，而且對歐洲方面的斡旋冷眼旁觀，沒有做出任何明確或積極的回應。

與此同時，大西洋理事會、布魯金斯學會、美國傳統基金會等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和利益集團裏的專家學者越來越不加掩飾地批評歐洲人。他們直言不諱地指出，歐洲的外交行動是“軟弱的姑息”，不會有結果。大西洋兩岸的情緒出現微妙的差異。

美歐在重大安全問題上的分歧並不鮮見。冷戰結束以來的幾十年，它們在西方以外的重大地區危機或衝突上出現過好幾輪紛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爆發前，美歐之間的激烈爭吵在看似和諧的跨大西洋關係上撕開了第一條裂痕。此後，在“阿拉伯之春”引發的中東亂局中，在伊朗核問題上，在反恐問題上，美歐分歧乃至爭執不斷出現。

一方面，這種分歧根植於美歐之間在觀念層面的鮮明差異。美國的外交決策很大程度上依然以現實主義為導向，注重從地緣政治的視角審視世界，將國際衝突視為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必要時選擇硬碰硬。歐洲的知識界乃至政治精英仍然或多或少醉心於1990年以後經濟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時代榮耀，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引導的國際秩序甚為認同，希望依靠“規範性權力”維護國際法秩序。事實卻是，這個世界仍然處於地緣政治驅動的階段。即使在歐洲內部，英國“脱歐”、難民潮和民粹主義力量的興起，也令政治精英們的理想被現實擊得粉碎。實際上，從上世紀90年代末的巴爾幹衝突以來，每當歐洲周邊出現局部衝突的時候，德法和歐盟都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對局勢的演變都難以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力。在戰略安全領域，歐洲既不能形成一股合力，也難以制訂出系統而切實的戰略架構。

另一方面，硬實力的缺乏也使歐洲不少政治精英產生弱者心態，他們因此習慣於兩面下注，左右搖擺，多方轉圜。面對俄羅斯這樣的強硬大國，他們儘量避免針鋒相對，硬懟強抗。這種歐洲式的“靈活性”，也使美歐彼此暗生怨懟，相互猜忌。

現在，烏克蘭危機正在演變為俄烏之間的直接戰爭。隨着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領土上長驅直入，中東歐國家感受到愈加沉重的壓力，對歐盟和德法關於“歐洲共同安全體系”的藍圖，也形成更加強烈的疑慮。過去20年間，歐洲政治精英圍繞這一體系進行過無數次討論，然而，面對2008年的格魯吉亞危機和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美西方其實都表現出一籌莫展。與2008年和2014年相似的戲碼，如今再一次上演。

以此觀之，隨着烏克蘭危機的發展，西方內部的“無助感”必將持續加深。（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