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認知戰”已在中國網絡空間打響

從去年開始，以微博、B站等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的網絡社區，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發布本國外交政策和相關言論等的重要平台。今年伊始，隨着烏克蘭局勢的急劇變化，這一現象更為凸顯。相關國家從政府到社會乃至到個人，集中在我國互聯網的網絡社區發聲，其背後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公共外交政策在當代中國的媒介形態迭代。

所謂公共外交，是二戰後的產物，更準確地説，是美國在冷戰時代的一個“發明”。根據1987 年美國國務院《國際關係術語詞典》的定義，“公共外交”是“由政府發起交流項目，利用電台等信息傳播手段，瞭解、獲悉和影響其他國家的輿論，減少其他國家政府和民眾對美國產生錯誤觀念，避免引起關係複雜化，提高美國在國外公眾中的形象和影響力，進而增加美國國家利益的活動”。

公共外交分為信息傳播和文化教育兩大方向。在信息傳播這個方向，其內容始終是符合相關國家本國利益的各式各樣的表達和呈現，而其在形式上則有一個清晰的媒介迭代過程，即從早先的電台、電視台，到後來的互聯網以及今天的移動互聯網。

所以，當代公共外交的基本特點，即便是文化教育等看似人畜無害的中立領域，也都特別重視新的媒介形態。尤其是今天的微博和B站等年輕人聚集的網絡社區，聚攏了不同圈層、地域、階層等相當廣泛的人羣，所以自然是當代公共外交的首選，不僅僅是相關國家，相關資本、企業和NGO，以及各類社會組織都將其視為必爭之地。

在這個意義上，2月22日“烏克蘭在微博發聲明”的話題一度衝上微博熱搜第一，就不僅不是什麼例外，而是日後的日常基礎操作。美英等國來自冷戰中積累的相關外交經驗，註定了他們絕不會放棄政府外交之外的公共外交這一重要陣地，在微博和B站等年輕人聚集的網絡社區試圖影響、引導甚至誘導、操縱我國國內輿論、輿情，滿足其政府外交、公共外交背後的國家利益。這也將是今後的常態。

更為複雜的當代挑戰是，在這些虛擬空間進行公共外交的力量和羣體，並不僅僅是相關國家的政府機構。以美國為例，其國內的眾多專業遊説團隊同時也是公共外交的高手和常客。這些專業遊説團體有時代表美國的國家利益，有時只是為了實現某一政黨或某一行業的利益，有時甚至只是為了滿足某些資本寡頭或跨國企業的利益。比如，是滿足東海岸老牌軍火廠商的利益，還是滿足西海岸平台型互聯網企業的利益；是滿足傳統好萊塢的利益，還是滿足奈飛這些新興流媒體平台的利益……顯然，很多輿論、輿情都尚有待進一步區分。當然，這些專業遊説團體在微博和B站等年輕人聚集的網絡社區上的運作方式，會像其在美國本土的表現一樣，較為隱蔽且一般不會直接暴露自身的身份和意圖，但圍繞着烏克蘭局勢的一系列輿論、輿情已經充分證明其居心和用意。這既是當代公共外交的基本形態，也充分説明我國互聯網的網絡環境已經出現時代性的重大座標變量。

這其中，有一種現象值得我們高度警惕。就我國本土的日常環境而言，一些NGO、智庫、媒體甚至飯圈、娛樂公司，都極有可能被相關國家、資本、企業、NGO和社會組織所操控，以達到他們公共外交的基本目的。

因為當代公共外交，與“認知戰”有很大交集，這本身也是當代戰爭的一種新形態，在烏克蘭局勢中已得到了鮮活的展現。有人猜測，披着馬甲的“台獨”“港獨”等勢力在圍繞烏克蘭局勢的一系列輿論、輿情中一再興風作浪。

對我國而言，我們在公共外交領域的起步較晚。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對公共外交作用和影響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未來除了卓有成效的政府外交之外，我們需要多頭並舉，在人民外交、二軌外交等先輩積累的成功外交經驗基礎之上，就不同媒介形態都應開展更靈活、機動、有中國特色的公共外交。

同時，我們還要在與公共外交高度重合的“認知戰”中捍衞國家利益，特別是不要被以“深度偽造”為基本特徵的“加速主義”意識形態策略所影響。它們一再妄圖在我國國內煽動激進情緒、思潮，在國際上藉此污名化我國國家形象。這種新的意識形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在發揮作用，對此我們必須要警醒和檢討。（作者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