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推進“雙減”，要讀懂家長“情緒”

目前，“雙減”工作在治理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方面，已經取得明顯成效，線下校外培訓機構大幅壓減，“營轉非”“備改審”完成率達100%，不再有校外培訓機構開展焦慮營銷刺激家長。同時，也有一些家長反映，“雙減”後課後延時服務時間太長，孩子放學太晚；不公佈分數，沒法有針對性地給孩子查漏補缺；明面的培訓班取消了，私下一對一輔導沒有停，價格更高，帶來的負擔更重。

“雙減”的最終目標是減輕學生作業負擔與校外培訓負擔，評價“雙減”的成效，主要要看改革能否緩解學生和家長不必要的焦慮和負擔，儘量避免形式主義、糾正扭曲的政績觀。治理校外培訓機構，這是進行供給側治理，而要給學生有效減負，還必須進行需求側治理，疏導學生和家長的培訓需求。如果不能有效疏導需求，培訓就會轉到地下和家庭，這非但不能減輕學生的負擔，還會增加家長新的焦慮。

學校開展課後服務是疏導學生需求的重要措施，但需要意識到，課後服務當前存在質量參差不齊、眾口難調的問題。也有不少教師不滿開展課後服務導致在校時間延長、負擔加重，對此不能視而不見，需要從經費保障、師資建設、課程建設、學生自主選擇等方面着手，建立開展高質量課後服務的長效機制。

導致學生負擔重、家長產生焦慮的根本性問題，是基礎教育過重的應試傾向，唯分數、唯升學、唯學歷教育評價把學生“捲入”到升學競爭之中。“雙減”也由此演變為家長間的博弈：自己減，別人不減，最終自己的孩子就會在升學競爭中“吃虧”，“在中考時開盲盒”。片面的知識教育，尤其是應試化的知識教育，不利於培養學生的個性、興趣和創造力，也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成長，這已經是我國社會的共識。可是，要扭轉這一局面，卻陷入了“劇場效應”困境——大家都站起來看電影，沒人願意主動坐下來。於是，公開的校外培訓沒了，家長卻暗自給孩子找私教；嚴格落實“雙減”規定的學校，會被質疑“對學生不負責”；舉報學校違規的家長，也可能被其他家長邊緣化，被嘲諷“自己的孩子不上進，還拖其他孩子不上進”。

因此，在推進“雙減”的過程中，要讀懂家長的情緒。當前，教育被賦予的“改變命運”的功能依然沒有改變。如果孩子進不了好高中、好大學，就會被視為“失敗”。這令很多家庭的教育焦慮無法從根本上得到緩解。唯分數論和唯學歷論，製造了功利教育觀，提高一分幹掉千人，顯現出競爭的殘酷，也成為激勵學生的勵志口號。一些地方政府也按升學率來配置教育資源，存在嚴重的高考政績觀。因此，只有建立多元評價體系，給學生更多的成才選擇，才能把學生和家長從過重的學業負擔和培訓負擔中真正解放出來，相關工作還任重道遠。（作者是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