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偉健：美國重操“借戰爭套利”模式

隨着俄烏衝突演進，美國不斷加大對俄製裁力度，在投下將俄羅斯逐出SWIFT的“金融核彈”之後，又宣佈對俄能源禁令。一度在這兩個問題上極其為難的歐洲盟友，也因“形勢所迫”選擇跟牌。拒絕直接出兵而是加大背後策動，美國正在烏克蘭危機中重操通過鼓譟戰爭藉機套利的模式。

進入後冷戰時代，為了維持資本主義世界資本積累機制的運轉，在“美元—美債”的環流體系框架內，以所謂“全球勞動套利”為手段，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集團過去幾十年來一直躺在藉由“產業技術壟斷+金融壟斷”構築的舒適圈中輕鬆獲利。

不過，伴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通過“全球勞動套利”獲取的超額利潤逐漸被稀釋，加上西方金融壟斷資本的無序擴張和任意妄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宏觀經濟局勢日益惡化。那場危機雖已過去，但其內含的邏輯之後還在不斷延伸，並且逐漸表現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和主要發達工業國內部治理格局的嬗變上。

美國政府並非不想走出由此引發的內外困局。但作為現代國際政治研究的一種常識，我們知道美國的國家利益與跨國壟斷資本的核心利益並非完全重合。當兩者發生衝突時，跨國壟斷資本的代理人甚至會選擇犧牲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了改變這種局面，美國自奧巴馬政府以來，想盡一切辦法試圖跳出這個循環，但所用的手段往往只有一個，就是盡最大可能讓新興市場經濟體最終為美國的債務金融危機買單。

奧巴馬政府主要意圖通過不斷擴大美國聯邦債務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沒奏效，最多也就延緩了危機的爆發時間。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揚“美國優先”，對中國挑起貿易戰，另一方面試圖使用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傳統來解決這個問題，但這觸動了跨國壟斷資本的利益，加上應對疫情不力，最終政策無法延續。拜登政府則迴歸民主黨作為跨國壟斷資本更可靠代理人的政策路徑，同時也造成施政方針的更趨極端。

作為國際金融危機邏輯演化的極致，面對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造成的全球資本流動阻斷，拜登政府為了擺脱債務金融疊加疫情衝擊的雙重危機，一定程度上也為了抑制國內嚴重通貨膨脹趨勢，終於鋌而走險，祭起過去幾十年來屢試不爽的老辦法，即通過鼓譟戰爭進行套利的模式取代已經沒有太好效果的“全球勞動套利”。具體而言，就是操作政治槓桿，通過刺激和誘發自以為烈度可控的局部代理人戰爭來驅趕境外資本流動，為即將到來的美聯儲加息操作進行戰略上的準備。回顧100年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史，這是對西方而言更便捷但也更危險的手段。

當下的西方輿論幾乎一邊倒地譴責俄羅斯，容不下絲毫反思俄烏衝突何以爆發的深刻根源，直接無視莫斯科出於保障俄羅斯國家安全而反對北約無限制東擴的主張。反過來回顧俄羅斯近30年來的發展歷程，用俄總統普京的話説，就是“西方騙了我們”。即便一度在制度和經濟等方面做出向西方靠攏的調整，但俄羅斯這樣一個擁有1700多萬平方公里、1.5億人口並且繼承了蘇聯大部分核武裝的地緣政治大國，仍被西方視為威脅。繼續對其加以遏制、圍堵、孤立，就成了接下來美國陣營一以貫之的選項。

需要指出的是，狹隘的地緣政治邏輯持續扭曲着美西方政治精英對於後冷戰時代國家安全的認知：不管客觀事實如何，只要主觀上覺得俄羅斯不安全，他們就有足夠理由與擁有龐大核武裝的“北極熊”保持對立狀態。這種已經深入到美西方政客“集體無意識”層面的主觀偏見，某種程度上也是英俄百年“大博弈”的政治遺產，並且正藉着現在西方強大的輿論機器，被包裝塑造成非黑即白的“民主VS專制”政治二元邏輯。但百年來的歷史恰恰證明，這種二元邏輯往往是戰爭災難的一個主要源頭。

法國總統馬克龍曾在多個場合感嘆西方霸權的衰落以及西方國家領導人“政治想象力匱乏”的問題。以“個人權利、三權分立、多黨政治、新聞自由”等理念為代表的啓蒙政治思想，過去幾個世紀佔據資本主義世界政治人士及民眾心靈的那些政治教條，在面對世界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時顯得愈發捉襟見肘，不再具有充分詮釋能力，也無法再為其政治統治提供道義上的合法性。

以美國的政客為代表，出於政治想象力匱乏而導致的政治舉止失措，就集中表現在安全觀上的極端焦慮，只好一再通過宣講政治上“自我實現的預言”來製造“世界公敵”，一是達到轉移內部政治矛盾的目的，二是啓動通過鼓譟戰爭藉機套利的模式。但這無論是對其自身國家利益，還是對全人類的福祉，都是不幸的，只會將世界拖入泥潭。（作者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