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對地方債務風險的渲染，不切實際

在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處談到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建立常態化財政資金直達機制，將2.8萬億元中央財政資金納入直達範圍。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使用……有序推進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範化解，穩妥處置重大金融風險事件。”但也就是因為這僅有的一處談到地方債務問題，境外媒體早些時候的一些不實數字以及一些欠規範分析被炒起了冷飯。

比如，《華爾街日報》1月28日的一篇文章被翻出來多次引用：“截至2020年底，地方政府債務總額摺合逾4萬億美元，比一年前增長20%”“地方政府的上述債務規模被嚴重低估，相當一部分債務隱藏在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台內，或者被用其他形式掩蓋了起來”……彭博社的一篇文章將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影響因素歸結為“地方政府實施‘清零’政策的大量支出、財政收入減少、房市進入熊市”等等。在外媒忽悠之下，國內一些自媒體和部分分析欠規範的文章也跟着帶節奏，對地方債務問題表示擔憂。有的智庫學者甚至説：“幾乎沒有哪個市縣不是靠土地財政賺錢的……而且實際債務規模超出公開數據。”

其實，討論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首先要關注中國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問題。目前，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政府部門的槓桿率僅為60%多，同口徑的美國槓桿率高達160%，日本高達260%。相較於中國政府較低的槓桿率，是不是美國和日本的財政危機更像是馬上就要到來，美日兩國經濟，尤其是日本經濟很像是要出現崩潰？大量事實表明，商業流動性債務的生成補償區間是一年左右，貸款期限是一年左右；廠商中期設施更新建設項目債務的生成和補償區間是兩年左右，因而中期信貸期限是2-3年；財政建設項目的債務生成補償期間一般是3-5年，因而債務期限一般是3-5年。換句話説，如果債務生成和同一時間的債務補償標的額度是1:1的話，政府債務達到標的資產的2.7倍時仍然處在經濟可持續的安全範圍之內。要不然，日本政府的財政危機早就釀成軒然大波，甚至遭遇經濟坍塌了。事實上，這樣的現象並未發生。因此，不能把財政年度的收入支出平衡當作債務生成期間和標的資產生成補償區間來簡單比擬。當然，一個國家的債務比率有一個最優經驗參數，越過這個門檻，資產配置的效益可能降低，但這和債務導致直接的經濟崩潰是兩碼事。

早些時候，財政部部長劉昆在《建立現代財税體制》一文中説，近來我國一直強調應該根據財政政策逆週期調節的需要以及財政可持續的要求，合理確定政府債務規模；一般債務限額與税收等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匹配，專項債務限額與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及項目收益相匹配。財政部的最新數據也顯示，2021年12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30.47萬億元，這離全國人大批准的限額33.28萬億元還有約2.8萬億元的額度。今年中央政府安排新增1.5萬億元的轉移支付，仍然還在去年全國人大批准的法定限額之內。

討論經濟的可持續性有兩個核心的宏觀管理概念。一個是銀行槓桿率，指銀行系核心資產和信貸資產的比例，這是度量銀行系金融機構的安全運營程度。前些年在中央金融穩定政策的連續堅持下，我國的銀行系金融機構已經基本出清了銀行系的風險，運營處在相對安全的區間。另一個核心概念是金融槓桿率，指的是信貸總額與名義GDP的比率。這一指標測度的是銀行系加財税系金融機構運營的安全程度。如前所示，我國銀行系金融機構已處在合理的良性運行區間，財税系金融體系的槓桿率也比較低，在銀行系金融機構板塊安全運營的支持下，使得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財税系金融機構資產的合理運行區間）的解決難度大大降低。綜上，那些渲染鼓譟中國地方債務風險的説法是不切實際的。（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