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超漢 馮啓倫：國際生化防控機制亟待革新

俄國防部近日公佈文件顯示，美國花費超過2億美元用於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運營，這些實驗室參與了美國軍事生物計劃。雖然美國對此予以否認，但仍引起國際社會有關生化武器防控問題的擔憂。事實上，現有生化武器國際防控機制在實踐中仍遇到諸多障礙挑戰，亟待革新完善。

首先，可以通過全球範圍內強化生化武器管制合作的價值認同，擴大成員範圍，削弱政治因素干擾。

在此過程中，可以藉助價值引領、談判説服、給予必要協助和便利等多種方式，吸納尚未加入生化武器防控合作機制的國家參與其中。另外，還應通過支持和鞏固聯合國安理會、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等國際機構在生化武器管制合作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推動防控機制與各國國內法的銜接轉換。最終目的，是推動各國摒棄狹隘傳統主權觀念，促進和平利用生化技術合作交流，提升脆弱國家生化威脅應對能力，共同維護生化武器防控機制在全球範圍內的有效運行。

其次，進一步改進現有合作機制的運行模式和制度規則，及時化解梗阻障礙。這個步驟包括修訂完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等主要國際條約、召開禁止生化武器審議大會、簽訂相關附加議定書等形式，將科研機構、化學和生物醫藥公司甚至恐怖分子等非國家行為者納入管制範圍，健全防控規制對象。

在制定核查措施的過程中，還要儘可能地考慮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生化科技水平，確保在增強生化武器核查機制約束效能的同時，防止個別西方國家利用自身生化技術優勢規避核查活動。

最後，通過加強新興生化科技規制力度，構建完善的生化“兩用”技術管制體系，營造公平有序的生化防禦技術發展環境，以使生化武器相關技術、材料、生產設施等的管制邊界更加清晰。

為此，國際社會需將基因武器、合成生物武器、新型毒物等新式生化武器，及時納入現有防控機制，將《禁止化學武器公約》敏感化學物質管制清單改為“非窮盡列舉模式”。同時立足現有生化武器管制合作機制，明確“兩用”技術的管制原則、需重點關注的技術類型、收益與風險評估策略以及國際組織間的協同監督機制，建立成員國定期提交本國生物防禦項目實施情況報告制度，並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中的“和平用途”，界定出更為清晰的適用範圍。

總之，就是要營造更加完善有效的生化防控環境。（作者分別是西北政法大學“長安青年學者”特聘教授、國際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