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所謂“大翻譯運動”，一出鬧劇而已

近期圍繞烏克蘭局勢發展，境外社交媒體上一些抹黑中國的惡意言行頗有增長之勢，一些隱藏在網絡空間深處的反華羣體也逐漸浮出水面。他們的最新動向，是在境外社交媒體上搞所謂“大翻譯運動”，即通過片面截取翻譯中文社交媒體上一些相對激烈的言論，向外國受眾傳遞帶有明顯反華傾向的誘導性和標籤化信息，向外國社會證明“中國人不像你想象的那麼友好”。而這個所謂的“網民自發運動”也被事實證明，背後不但有“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這類老牌反華媒體的影子，更少不了民進黨網軍“1450”這樣的“認知作戰”干將。

翻譯活動是不同語言、不同文化間開展溝通交流的橋樑，現在有人卻將之用於煽動仇恨和對立，這種舉動本身就與人類文明交流互動的歷史演進背道而馳。説到底，這個所謂的“大翻譯運動”不過是一出鬧劇而已，參與者根本不是什麼有自由傾向的意見人士，除了有境外反華勢力背景支持外，從其中一些極端分子早期在國內網絡平台以及現在混跡外網的種種表現看，説到底就是一羣幻滅者，他們難以用正常心態看待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成就與發展中存在的一些暫時性問題，內心幻想中國模式遲早陷入困境，從而尋找一種心理平衡。從這些人尋找的所謂“對外不友好言論”來説，有輿論就會有不同觀點，一些個人言行通過社交媒體形成極化表達，本身就是網絡世界的慣常現象，在任何國家都存在，無需為此感到驚異。但把這種言行片面放大、固化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這必須要有所警覺了。

實際上，“大翻譯運動”出自網絡上司空見慣的“鍵政”現象，在當前大國博弈的形勢下，被敵對勢力迅速發現和利用，並將之轉化為對華輿論戰、心理戰的素材。值得警惕的是，與以往抹黑中國人的日常行為習慣不同，此次行動明確將所謂的中國人負面形象產生原因歸咎於中國政府，這就與海外華人做了一定切割，使這場鬧劇的目的更加清晰，那就是通過抹黑中國人民來抹黑中國的政治體制，從而妄圖達到在中國掀起“顏色革命”這一根本目標。

從這個角度看，所謂“大翻譯運動”，背後的理論思潮來自於加速主義，本質還是“和平演變”那一套，在輿論鬥爭領域也沒有離開過往的“三板斧”套路，即文化建構中的標籤化、長期交往中的污名化、歷史敍事中的虛無化。通過這“三板斧”，西方一些勢力自以為可以輕易達到佔領法律制高點、控制道德制高點、炫耀文化制高點的目的。只不過所謂“大翻譯”的輿論傳播方向發生了一定變化，就是由過去從外文轉中文，自外向內宣揚灌輸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的一套，變為現在由中文轉外文，自內向往散佈誘導民間仇恨對立的一套。很明顯，這是一場具有新特點的輿論鬥爭。

必須要看到，西方一些勢力在這場鬥爭中依然具有一定的歷史和現實優勢。西方輿論場的形成伴隨着資本主義的向外擴張發展到今天，已經打造完成了一整套輿論傳播理論體系。這是一套以價值觀爭奪為目標、以文化優越感為基礎、以先進傳播技術為支撐的輿論戰體系，信息傳播和文化滲透是其中兩大主要構成。從文化角度看，其他文明在西方看來都是“非主流”，是異見、異類甚至是異端，西方文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其包容，但絕不容許其佔據主導位置，這也是資本主義維持自身優勢的關鍵所在。而這些所謂的異見、異類和異端，在極化的網絡輿論生態環境中，極易被標籤化，極易被塑造為受眾的刻板印象。特別是西方掌握近似全球範圍的自媒體平台渠道優勢，可以通過大數據密切監控、關閉封號、直接禁聲以及網絡水軍造謠生事等手段，形成對認知領域的掌控態勢。

從這個角度講，輿論鬥爭已不是一般意義的信息傳播，而這個所謂的“大翻譯運動”也不一定是短期現象，今天搞“大翻譯”，明天可能就是“胡翻譯”或“亂翻譯”，種種抹黑舉動或將伴隨着中國崛起過程的全方位鬥爭。

謠言止於智者。説到底，這是一箇中國輿論場如何向世界傳輸正向信息的問題。要戰勝這個小偷小摸式的 “大翻譯運動”，必須要形成“講好中國故事”光明磊落的大翻譯格局。彼對我官方傳播的政治觀點採取聽而不聞的策略，我可加強外交溝通，利用各種雙邊多邊以及民間外交機會予以闡發；彼對我學術觀點採取斷章取義的手段，我可加強智庫學者交流利用多軌場合向外表達；彼對我輿論觀點做歪曲放大，我可有目的地提升輿論能級，比如通過官方媒體及時發聲以正視聽，通過權威機構就某一關注問題發佈民意調查，用數據固化事實等等。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必須要統籌好內外兩個方向的傳播工作，將一大批有知識、有理想、懂外語、愛國家的青年網友，培養成能真正講好中國故事的翻譯家，成為網絡鬥爭的主力軍和生力軍，從而在與所謂“大翻譯運動”的鬥爭中有更大作為。（作者是軍事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