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恐俄症”讓歐洲進退失據

俄烏衝突持續到現在，以歐盟為代表的歐洲國家不僅基本上都選擇站在美國一邊，而且也真是豁了出去：不僅為烏克蘭提供裝備和資金，還配合美國對俄羅斯進行大規模製裁，為此不惜賠上能源供應無法安全和疫後經濟難以復甦的巨大代價。在這筆“美國獲益、歐洲賠本”的“戰爭經”中，外界都為歐洲深感不值。除了在安全上被美國牽着鼻子走而難以自主外，對俄羅斯戰略意圖、行為方式和“歷史慣性”的“深度恐懼”導致歐洲這一輪“恐俄症”集中爆發，是支撐歐洲寧願賠本也要硬抗的主要原因。

這場“發生在家門口的戰爭”讓歐洲缺乏戰略縱深、各國“唇亡齒寒”的現實暴露無遺，在面對幅員遼闊的俄羅斯時尤其如此。烏克蘭與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四個歐盟國家接壤，隔黑海與保加利亞相望，俄烏開戰立刻就讓這些國家成了“前線”。利沃夫附近遭到俄軍攻擊的軍事設施距離烏波邊境僅數十公里，立刻就讓歐洲有了“戰事升級”的危機感，一旦戰事擴大至烏克蘭全境，這些國家被戰火波及的風險也將直線上升。在對俄羅斯意圖缺乏清晰判斷、戰火可能延燒不斷的不確定前景下，歐洲國家其實更有要將烏克蘭作為與俄羅斯之間“緩衝區”的迫切需求，未來的俄烏邊界線劃在何處可以成為衡量歐洲“恐俄症”輕重的一個尺度。

俄烏衝突宣告歐洲長期以來對俄政策體系的失敗，是導致“恐俄症”爆發的深層次原因。冷戰結束以來，歐盟試圖通過經濟改造、政治影響和制度輸出來解決“俄羅斯問題”，並藉此在歐洲大陸確立主導地位。儘管雙方曾有過短暫的“蜜月期”，但自從普京總統執政以來，無論是其內政變化還是對外政策都讓歐洲有了與俄羅斯漸行漸遠的感受。尤其是在本世紀初歐俄“現代化夥伴關係計劃”曇花一現後，歐盟轉而通過推進其“東部夥伴關係”來對俄羅斯周邊國家施加影響，但最終以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收場，歐洲的對俄政策實質上已瀕於失敗。在慣用的政策工具失靈、對俄羅斯採取軍事手段的強硬反推又無所適從的情況下，歐洲的政策焦慮就很自然地爆發為“恐俄症”，而且對俄羅斯“不守規則、不近人情”的情緒還可以部分轉移掉對自身政策的反省和批判。

如果再深究下去，歐洲“恐俄症”的爆發是將眼前的俄烏衝突和某種被認定的俄羅斯“歷史慣性”做了異常強烈的聯繫。“帝國擴張基因”成為歐洲國家將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目標解讀為要“復興俄羅斯帝國”的主要依據，俄羅斯意圖“依靠武力重劃歐洲地緣版圖”的恐慌情緒不脛而走，尤其在與其歷史淵源頗深的波羅的海國家呈直線上升狀態。歐俄之間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對立被進一步聯想並塑造成“現代與歷史”“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對抗和衝突，無論從感情還是理智出發，歐洲對俄羅斯的心態都會被“即將墜入歷史和野蠻”狀態的恐懼感所佔據。因此，歐洲“恐懼症”的對象與其説是現時的俄羅斯，不如説是征戰殺伐不斷的自身歷史記憶。

在被“恐俄症”主導的心理狀態下，歐洲還很難冷靜下來去思考這種症狀的真正根源。歐洲國家對於俄羅斯在地理距離和戰略縱深上的安全關切，反映出歐俄在國家規模、綜合實力上出現的小與大、眾與寡之間的錯綜複雜矛盾，但這些矛盾並不必然導致雙方的直接衝突和對抗，更密切的政治溝通、更持續的外交努力和更平衡的安全結構完全可以將歐俄之間似乎天然的地緣矛盾塑造成良性的共處狀態。更重要的是，如果歐洲能夠對彼此發展路徑的多樣性多些包容、對“輸出自身民主制度”的衝動多些剋制，也能在為俄羅斯留出更多經濟發展空間的同時為自己騰挪出更多的安全空間。

俄烏衝突導致歐洲二戰後孜孜以求的“和平”理想破滅，宣告歐洲在冷戰結束後對俄政策體系的失敗，並以復活歷史記憶的方式激發出了“恐俄症”，但它也可以成為歐洲開始認真去尋找病根、尋醫問診並對症下藥的起點。（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