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昊宇：日印“蜜月”難掩固有分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9日至20日訪問印度，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談，並達成多項協議。在安全領域，兩國簽署網絡安全合作備忘錄，就推進兩國防務交流、聯合演訓、裝備技術合作達成一致，商定儘早舉行外長防長“2+2”會議，確認上半年在日本舉行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峯會。在經濟領域，日本向印度送出“大禮包”，岸田宣佈今後5年日本將官民並舉向印度投資5萬億日元，雙方就日對印提供3122億日元貸款簽署協議，還就推進印度高鐵建設、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清潔能源開發、人文交流等達成一致。

今年是日印建交70週年，岸田此訪是日本首相時隔4年半再度訪印，凸顯出日本對印戰略重視。從一系列成果看，日印關係延續了安倍時期以來的“蜜月”狀態，反映出兩國在國際大變局中的相互借重。

由於外界高度關注日印圍繞烏克蘭局勢的立場協調，所以岸田此訪也被視為肩負着“做印度工作”的使命。岸田在與莫迪會談後對記者稱，兩人就烏克蘭局勢進行了“小範圍長時間的深入交談”，“我再次向莫迪總理表明俄羅斯的侵略行為是動搖國際秩序根基的嚴重事態，必須毅然作出反應。”而莫迪對此並未作出明確回應。在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也未點名批評俄羅斯，僅在不起眼的位置簡單提及烏克蘭局勢，稱“雙方對當前烏克蘭衝突和人道危機表明嚴重關切”。顯然，日本並未能説服印度改變態度。

日印之間沒有什麼歷史包袱和現實矛盾，日本看重印度龐大的市場潛力，印度需要日本的資金技術，彼此在“爭常”等大國戰略上也有利益契合點。這些構成近年來兩國不斷走近的重要驅動力。但日印關係的“蜜月”表象並不能掩蓋其固有的侷限性。雙方不僅在國情體制、價值觀念、地緣利益上存在差異，在貿易自由化、氣候變化等不少領域也存在立場分歧。尤其是2020年印度臨陣翻臉，宣佈退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打亂了日本“借印製華”的如意算盤，一度給日印關係蒙上陰影。

毋庸諱言，日印接近背後素有“對抗中國”的地緣政治思維和經濟競爭邏輯。在日印各自的國內政治語境中，都有政客希望聯手製衡中國在“印太兩洋”的實力拓展，與中國爭奪“印太秩序”的主導權。不出意料，日本媒體又將岸田此訪的矛頭對準中國。既然無法就對俄政策達成一致，日印只能轉而在“印太”尋求共識，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宣稱再次確認“實現沒有威壓、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的共同願景”。

但也要看到，日印在“印太戰略”上的利益關切不盡相同。

首先，日印在“印太”的戰略目標不同。日本將“印太”戰略作為制華抓手，着眼點在於同中國爭奪東亞海洋秩序主導權，拉抬印度主要意在增厚對抗中國的資本。印度的核心關切則在南亞次區域和印度洋，加入美日主導的“印太戰略”更多是機會主義考量，想借用美日影響鞏固其南亞霸主地位，同時也可調動大國關係，彰顯自身大國影響。

其次，日印對美國“印太戰略”也有温差。不同於日本對美竭力逢迎和高度戰略綁定，印度始終對美國的誘拉保有一份戒心，對美日捧抬印度的政治意圖也心知肚明。從對待俄烏衝突的態度看，印度並不會輕易投入西方的懷抱。只要不改變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取向，印度也不會完全跟着美日的遏華指揮棒起舞。

日印將雙邊關係定位為“特殊全球戰略伙伴關係”，作為亞洲大國也肩負着維護亞洲繁榮穩定的重任。日印關係的發展不能靠“聯手對付中國”來獲得凝聚力和驅動力，而需要有更強的共同振興亞洲的大國自覺，否則只會陷入自我矮化和設限的窠臼，日印關係也註定將難以走深走遠。（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