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邑農商行借款糾紛案，看擔保人應當如何防範擔保風險？

案件背景：

擔保貸款是以第三人為借款人提供相應的擔保為條件發放的貸款。擔保可以是人的擔保或物的擔保，人的擔保是指有償還能力的經濟實體出具擔保文件，當借款人不能履約歸還貸款本息時，由擔保人承擔償還貸款本息的責任；物的擔保是以特定的實物或某種權利作為擔保，一旦借款人不能履約，銀行可通過行使對該擔保物的權利來保證債權不受損失。

擔保貸款是最常見的借款形式，但近年來也多有擔保人在未明確被擔保人財務及資信狀況下，對被擔保人借款進行擔保，進而給擔保人個人造成損失。

基本案情：

近日，《裁判文書網》公佈了一份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書》【（2020）魯民申5463號】，案涉山東平邑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平邑農商行”）與自然人劉某、趙某的借款糾紛。

該案件起因於2014年2月27日，劉某與平邑農商行下屬單位城區支行簽訂了人民幣借款合同，借款金額為30萬元、月利率11.5％，借款期限從2014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0日，借款合同約定了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約定期限歸還借款本金的，貸款人對逾期借款從逾期之日起在借款執行利率上上浮百分之五十計收罰息；趙某為該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並簽訂了保證合同。

該借款逾期後，劉某沒有依合同約定履行還本付息的義務，平邑農商行於2016年10月24日提起訴訟請求依法判決劉某償還借款並按約定利率支付利息、罰息等，被告趙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但趙某提出：*1、劉某妻子承認當時經營場地系租賃，固定資產絕大部分也是租賃，為達到貸款的目的，其丈夫劉懷濤向被申請人有關人員送禮6000元；2、平邑農商行與劉某在貸款中存在惡意串通，並詳細指出2011年劉某第一次貸款時，經平邑農商行對其財產評估，把不足幾十萬的固定資產評估為200多萬，且評估劉某流動資金為130萬元，目的是被申請人故意提高劉懷濤的信用額度。*正是因為趙某看到劉某的固定資產200多萬，流動資金130萬元才為其提供了擔保，因此提出根據《擔保法》第三十條規定，再審申請人不應承擔民事責任。

經一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涉案借款合同中已經明確約定借款用途系“借新還舊”，在保證合同中申請人亦明確為涉案借款合同項下的債務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並且在申請人為被申請人提供的擔保書中已明確記載提供擔保的主債務系“劉懷濤借新還舊貸款30萬元”，故能夠認定申請人在借款時已經知道涉案借款的借新還舊用途，申請人主張被申請人與劉懷濤之間存在惡意串通、騙取申請人提供擔保，沒有證據證實，不予支持。

隨後趙某不服此次判決並提起上訴，並補充提交了證據包括平邑縣平邑街道民居村村民委員會出具的證明證實上訴人常年在家居住等；二審法院經審理後依然支持了一審判決結論，趙某遂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趙某在借款時已經知道涉案借款的借新還舊用途，申請人主張平邑農商行與劉懷濤之間存在惡意串通、騙取申請人提供擔保，沒有證據證實。

律師分析：

擔保人即保證人。依據《民法通則》、《物權法》、《擔保法》、《擔保法解釋》等法律，在不同情況下，保證人需要承擔的責任包括：民事責任、民事連帶責任、擔保(保證)責任、賠償責任。

本案系一起因借款合同引發的糾紛案件，雙方爭議的焦點在於擔保人是否承擔保證責任，核心在於擔保人（趙某）對於被擔保人（劉某）向平邑農商行借款用途是否知情。

對此，儘管擔保人在二審上訴過程中補充了部分證據，包括平邑縣平邑街道民居村村民委員會出具的證明證實擔保人常年在家居住（證據1），以及2017年5月15日擔保人的父親與被擔保人通話錄音資料，證明被擔保人貸款時與工作人員相互串通等（證據2）。

但是考慮到在借款合同中明確標註了借款用途為“借新還舊”，證據1和證據2均無法證明擔保人對於被擔保人實際借款用途不明，因此也無法免除保證責任。就此律師提示到，在作為擔保人為他人借款進行擔保時，務必先行核實被擔保人借款的真實用途，以及被擔保人的真實財務狀況，再考慮是否能夠對其借款行為進行擔保。

一旦被擔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簽字，即從法律的角度認定了擔保人知悉並認可合同載明的借款用途，是在自願條件進行擔保；即便有證據指向擔保人受到被擔保人關於其真實財務狀況的欺騙，也無法免除擔保人的擔保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