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生物戰爭的可能及其危害

連日來，俄羅斯國防部不斷公佈出其從烏克蘭生物實驗室人員處獲取的文件，揭露了美國在烏克蘭近30個生物實驗室中進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包括“通過候鳥傳播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能夠從蝙蝠傳播給人類的細菌和病毒等病原體”等多個項目，震驚世界。

事實上，美國在烏克蘭一地進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僅僅只是美國生物武器戰略中的冰山一角。近幾十年來，美國國防部以各種名義在全球各地共部署了生物實驗室336餘所，遍佈全球二十五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不乏有諸如德特里克堡實驗室這種儲存並研究埃博拉病毒、炭疽桿菌、布魯氏菌等致命“特定生物製劑與毒素”的生物武器研究實驗室。可以説美國所進行的一系列生物實驗活動正在將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置於“生化危機”的恐怖陰雲之中。再加上美國多年來行使一票否決權阻撓《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的建立，美國維繫自身世界霸權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因此，未來的世界戰爭形態很有可能會從機械化、信息化戰爭轉變為生物化戰爭。為此，我們必須要對生物戰爭這一新的戰爭形態以及生物戰爭未來潛在的發展趨勢形成清晰的認識，重視和維護我國的生物安全，防範和化解現在可能正在發生以及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生物戰爭。

一、生物戰爭是未來戰爭的新形態

所謂生物戰爭，即是指在目前世界各大國核威懾均勢的現實背景下，以高度發展的生物技術手段為依託，以具有高傳播性和致病致傷率的生物軍事武器為主要武器，以有限征服、技術壓制等生物戰指導思想為主要作戰思想，以生物恐怖襲擊、靶向基因武器、疫苗攻擊、散佈疫情等生物戰手段為主要作戰手段，在微觀的生物領域所展開的一場以奪取“制生權”為核心，以破壞和維護國家生物安全為目的的軍民共同參與的總體性戰爭，是一種高度依賴生物技術和生物資源的新型戰爭形態。

第一，從生物武器的特點來看，生物武器作為一種戰爭工具，具有對易感人羣的致死和失能作用，在動物和人體內繁殖造成的傷害有持續性。相比具有同等殺傷規模能力的核武器、化學武器和常規武器，生物武器的研發和使用成本也相對較低。與此同時，生物武器還兼具突然性和隱蔽性的特點，生物武器所造成的傳染病或中毒在現有的檢測手段下很難同自然發生的流行病進行區分，對於生物武器的即時監測也相對困難。而且很多生物武器並不會即時生效，而是要在施放後經過一定的潛伏期後才開始對人羣進行攻擊，因此收集證據十分困難。另外，生物武器的殺傷效果是針對生命而不是物質，因此能夠保證環境建築和城市基礎設施不被破壞，能夠有效的降低佔領後的治理成本。生物武器對公眾也會產生巨大的心理影響，可以使敵方產生巨大的精神壓力進而導致抵抗和戰鬥意志崩潰，能夠實現戰爭的低成本和高回報。

第二，從作戰力量構成來看，生物戰爭中的作戰力量將不再是陸軍、海軍、空軍這些傳統主力軍種，甚至有可能不再是專業化的軍事人員。未來生物戰爭的作戰力量構成很有可能會呈現出全民化甚至是非人化的趨勢。筆者之所以會提出這一觀點是因為雖然生物軍事武器的研發和製造需要依託於高度發展的生物技術手段以及大量專業技術人員的參與。但是生物軍事武器的投放和使用卻並不完全需要專業技術人員的直接參與。在全球化時代各國人口流動如此頻繁的今天，每個人都可能在有意或無意間成為生物軍事武器的攜帶者和傳播者，主動或被動的加入到生物戰爭之中。此外，不僅人可以攜帶和傳播生物軍事武器，動物同樣也會成為生物戰爭作戰力量中的一員。俄羅斯近日公佈的美軍生物武器研究計劃中就不乏利用候鳥、蝙蝠等生物傳播病毒的戰略構想。由此可見，無論是人還是動物在生物戰爭這一新型戰爭形態中都有可能成為作戰力量之一。

第三，從作戰思想和作戰模式來看，生物戰爭將改變傳統熱戰中追求殺傷敵方有生力量、打擊敵方重要戰略設施的作戰模式，改變傳統熱戰中追求武器打擊威力最大化的作戰思想。生物戰爭的作戰思想和作戰模式將更加強調如何使敵人暫時性失去作戰能力或者靶向針對敵方特定人羣並對其形成精準度極高的有限致傷和征服。對於生物武器打擊威力的精準性也會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生物戰爭也將改變世界各國以國家整體軍事規模和裝備力量衡量各國軍事實力的傳統軍事格局，整體軍事實力相對較弱的國家也有可能憑藉一項或幾項生物技術領域的技術優勢實現對於其他國家的生物軍事威懾，從而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目前世界各國建立在核威懾均勢基礎上的國際和平體系，導致國際秩序的動盪。

第四，從作戰手段來看，生物戰爭的作戰手段將更加多樣化。除了在正面戰場上可以通過使用具有高致病性、傳播性和易感染性的生物病毒或生化毒氣等直接作戰手段達到迅速瓦解敵方的作戰力量的戰爭目的以外，還可以通過隱蔽性相對較強的其他隱性手段，在無聲無息間實現對於敵方戰爭能力的降低和瓦解。例如可以通過接種疫苗的方式潛移默化的使敵對方的人民對於某種特定藥物呈現強敏感性，而其他人羣則完全不會受到該種藥物的影響，從而就能夠實現對於敵對方人民的控制。再比如可以在營養品中混入某種特定化學成分，在不影響人體正常功能的情況下，在人體內部形成特定化學成分的堆積。一旦發生戰爭，就可以通過發射含有另一種單獨攝入對人體無害的特定化學成分的生化武器，使敵對方體內因兩種化學成分的化合反應而生成生物毒素，而己方則不會受到影響。

第五，從作戰疆域和作戰目的來看，生物戰爭所追求的不再是制空權、制海權等宏觀層面的疆域控制權，而是將戰略目的轉向了微觀領域的生物體控制權，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制生權”。眾所周知，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也是最能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社會的一切生產生活都離不開現實的人的參與。因此一旦人這一在生產力發展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出現了問題，無疑會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在過去的戰爭形態中，作戰雙方對於控制權的爭奪主要集中在對於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的顯性目標的打擊和對於陸域、空域、海域乃至信息空間等宏觀疆域的控制上。但是生物技術的不斷發展已經為人們打開了通過隱性的生物技術手段控制人的身體和思想的“潘多拉魔盒”，利用生物技術閲讀、控制甚至是改變人的思維已經不再是天方夜譚。因此，未來的生物戰爭的作戰目的必定將從“基於損傷”轉變為“基於控制”，生物體自身這一微觀疆域將會成為未來生物戰爭爭奪的主要疆域。

二、爆發生物戰爭的危害性

縱觀世界戰爭發展史，從古代冷兵器時代的“金汁”到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和日本731部隊為了大規模研發化學和細菌病毒武器進行慘絕人寰的人體活體實驗等，生物武器的使用和研發始終伴隨着人類戰爭史的發展。國際社會曾把包括病毒細菌和有害微生物運用於軍事領域的戰爭定義為細菌戰。而隨着20世紀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生物和醫學的進步帶來對抗細菌感染的抗生素髮明後，人類已經能夠有效的對抗細菌和細菌戰帶來的危害。因此目前生物戰爭的核心武器已經從傳統病菌和毒素，轉變為抗生素無效的病毒武器。而此類生物武器大多具有廣潛伏性強、溯源難度大、攻擊範圍廣、持續影響週期長等特點。在當前世界各主要國家核威懾均勢的國際安全框架下，此類生物武器的出現無疑能為某些國家突破當前國際安全體系，實現對敵對方戰略性目標進行精準打擊提供可能。尤其是隨着當前人類生物科學技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基因工程技術不斷迭代更新，依託於高新生物科技研發而成的生物武器較之以往已經顯現出了更大的殺傷性和針對性。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説，生物武器正在成為最危險、最有能力毀滅人類、並在未來大國競爭對抗中最可能通過各種方式被使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發展前景和對人類的威脅正在超越其餘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甚至正在逐步超越核武器。

也正是基於生物武器潛在的高危險性，1971年由美國、英國、蘇聯等12個國家向第26屆聯大聯合提出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草案，並且於1975年正式生效。直到2019年，世界上已經有182個國家簽署了該公約。生物武器已經被國際法明確無誤地定義為非法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事實卻是，美國始終沒有放棄在生物武器方面的研發。據資料顯示，二戰結束以後，美國曾以收押戰犯為名，從德國和日本引渡了大量科技領域的尖端人才，其中就包括多名在二戰時期為納粹德國和日本“731”部隊研發生物武器的專家。美國德特里克堡實驗室也曾派遣多名專家赴日本進行交流，從日本獲取了大量日軍在二戰期間進行細菌實驗、人體實驗、毒氣實驗等實驗的數據。時至今日，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生物武器領域進行投資，大力發展各種新型生物武器，且目前仍在以各種名義從事高度危險的新一代生物武器研發的國家。目前美國正在其全球範圍內部署的各種最高級別的生物安全研發中心內執行各種生物武器，尤其是最新的基因編輯病毒相關的生物武器科研項目。一旦這些項目研發過程中出現各種事故，其風險不可預測，而一旦美國開始使用這些生物武器，也將對人類造成不可挽回的毀滅性重創！事實上，近幾十年全球流行的惡性病毒性疫病，包括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非典病毒，以及最新的新型冠狀病毒大多都能溯源到美國生物武器秘密實驗室。可以説，美國在全球範圍內部署生物實驗室並且肆無忌憚地進行生物武器研發的行為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全人類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時也為未來生物戰爭的爆發埋下潛在的禍根。

2020年一直肆虐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從現實層面為我們敲響了警鐘。與核武器和其他化學武器所依託的基礎科學體系和關鍵技術發展已經進入成熟階段，在短時間內不再有具有顛覆性效果的科學技術創新出現的情況不同，目前人類在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和基因工程等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領域，生物科技仍然處在飛速發展，各種顛覆性創新成果不斷產出的黃金時期。而依託於生物科技的迅猛發展，生物武器的戰爭潛力無疑也是在與日激增。再加上生物武器自身具有的前沿性、隱蔽性、擴散性和低成本等特點，勢必會導致生物武器這種擁有摧毀特定種族和國家並摧毀人類整體能力的武器形態在未來戰爭中被廣泛使用。而一旦生物武器的獲取和使用突破某個特定界限，爆發了全世界範圍內的生物戰爭，勢必就會導致人類整個族羣的滅亡和全球生態危機的出現。我國作為生物化學武器的受害國，一貫認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目標和原則應當得到遵守和落實，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燬包括生物武器在內的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是我們不主動研發和使用生物武器並不意味着我們就要在生物戰爭領域束手待斃。相反的是，我們必須要大力發展生物科學技術，要有反制他國使用生物武器、打贏生物戰爭的戰略能力和戰略準備。這也是保障我國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乃至我國國家生物安全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我們一定要正確認識生物戰爭這一新型戰爭形態的潛在威脅性，樹立起“疫疾就是戰爭，病菌就是武器”的國家安全觀念，建立起專業化的戰略性生物戰爭防禦體系，築牢我國的生物安全屏障。（作者簡介：高德勝 哈爾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黑龍江省思政名師工作室主持人；丁泓茗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總體安全觀視域下的生物資源管控與生物安全研究”（20AZD113）的相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