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信息平台是“舞台”，也是“戰場”

圍繞俄烏衝突，美、法等國駐華使館甚至英國首相也在微博上動嘴動心思。社交媒體等新型信息平台的出現，越來越使得“寰球同此網絡”。中國人希望在國際舞台上講道理，也歡迎全世界來中國講道理。

憑藉技術進步，人類社會的輿論場是逐漸擴展的。在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時代，輿論場可能是有限的部落或村落。今天，全球網絡空間的形成，讓“天涯若比鄰”成為現實，並在某種意義上形成即時互動、高度緻密的全球輿論場。國家或地區內部的輿論空間依然存在，但已經在事實上成為全球統一輿論場的不同區域或角落。雖然也經常“小窗私聊”，但始終“在線”，隨時匯入全球大討論。

全球輿論場高度同步，甚至形成“統一市場”，當然是信息交流、意見溝通、思想傳播的福音。但弔詭的是，用户生產信息時代，信息越來越發達，“真相”卻越來越難獲得。對於互聯網信息巨頭來説，幾乎所有用户都是透明的，但巨頭相對於用户卻是模糊的。這就是單向信息透明，或者是單向的信息不對稱。利用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特別是算法推薦，社交媒體可以興風作浪，影響一國政局，甚至興國滅國。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以及“劍橋分析事件”就是典型。互聯網無國界，平台卻有祖國。在關鍵時候，平台巨頭一“鍵”封喉，可以一次性讓某個國家、區域或羣體的成千上萬人“失聲”。這是信息時代輿論戰的嶄新形態，不掌握信息平台的國家，只能淪為砧板之肉。

一個有趣的問題產生了。一個人發言屬於個人表達，十個人發言還是個人表達，但如果有成千上萬人同時發言呢？這雖然還會關係到個人表達，但“量變”顯然也帶來了“質變”。由於從眾心理和極化效應，社交媒體時代的“同温層效應”和“信息繭房”本就越發嚴重；如果利用信息技術同時操控成千上萬的“發言”，這裏的言論“表達”就更容易遭到“扭曲”。無論如何，成千上萬人圍繞某個議題、某個事件在某個時間段集中發聲，“個人”色彩會變淡，而更趨向於言論競爭、輿論鬥爭甚至是某種“戰爭”的一部分。

輿論市場的全球化，信息平台的集中化，導致原本簡單、個人化的“言論”複雜化。依靠平台技術監測和學術界研究，我們已經發現了很多輿論操縱的端倪。網絡輿論場本身也變得複雜起來。專注惡意抹黑中國的“大翻譯運動”，刻意選取簡體中文互聯網上的極少數極端言論、觀點，以多語種在境外互聯網進行圖文並列的翻譯，挑撥離間，持續煽動境外輿論對華負面情緒。有一些流量大V在疫情防控期間，專挑內地和香港涉及對方的極少數偏激言論搬運，煽動對立和仇恨，帶節奏。這就導致輿論空間全球化不但無法促進相互瞭解、理解和團結，反而在某些方面、某些時候加深誤解、仇恨和撕裂。

網絡言論的獵奇、誇張可以理解，信息繭房和極化效應需要關注。但境內外網絡輿論中刻意編造、扭曲、篡改、挑撥與仇視，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新問題。公民網絡言論表達當然擁有法律上的自由，但也可能會附着更多社會性，甚至政治性的責任。如何更嚴格地監管抹黑與煽動言論，需要我們從觀念和機制兩個方面實現從工業時代到數字時代的突破。中國這樣一個擁有自主信息平台的大國，在輿論全球化時代，對公共外交能力、全球話語權爭奪、公民網絡言論和國家監管水平的要求可能更高。

輿論全球化，社交媒體等數字信息平台的戰略價值更加得到凸顯。掌握平台才能擁有發聲的“舞台”，掌握平台才能擁有觸達全球的信息渠道。在依法嚴格監管的同時，以開明措施與寬容環境，不斷做優、做強、做大本國數字信息平台，鼓勵其走出去，成為服務全球網民信息需求的準公共品，事關新形勢下國家力量的戰略投射，也事關新變局下國家核心利益的有力維護。平台的根基在國家利益，但平台的成長有商業邏輯，在守住安全底線和法律底線的前提下，應該“天高任鳥飛”。

擁有平台，還要善用平台。全球數字信息平台是公共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平台要抓住輿論全球化機遇，為全世界提供服務，爭奪全球網民，但也會面臨世界不同地區多元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以及政治法律環境，需要在複雜情況下保障網絡輿論空間的合規和健康。網民既是網絡信息和資訊的接受者，也是自媒體時代互聯網信息的海量生產者，在環境日趨複雜、鬥爭日趨激烈的全球化輿論場中，如何在暢快表達的同時提升自己的數字素養和文明層次，並且練就火眼金睛，增強識別和應對特殊情況的能力，也是新時代對大國網民的新要求。

全球化的輿論空間絕不是淨土，而是日益複雜、潛流湧動的“鬧市”，甚至是各種話語爭奪、利益博弈的“戰場”。能否頭腦清晰、心智堅定、識別真偽、明辨是非，做輿論全球化時代的“明白人”，並且以中國話講出明白話，從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為國家贏得更有利的戰略態勢和空間，這是新形勢下的新任務和新課題。（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