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華、趙衞濤：警惕國際政治中的“棋子化”現象

俄烏衝突將給世界政治生態帶來深刻變化，也意味着許多人內心的“西遊夢”破滅，其背後的邏輯演變是深刻和複雜的。

30多年前柏林牆的倒塌，標誌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在東西對峙的冷戰格局中不戰而勝。在一些西方戰略家和政客眼中，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發生充分證明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優越性”。隨後，美國等西方大國開始打着“民主”“自由”“人權”等旗號，強行向前蘇聯、東歐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輸出”。經過冷戰後30年的不斷滲透與操控，一些國家喪失戰略自主性，基本淪為美國的“棋子”。這其中，烏克蘭在冷戰後深陷西化與自身發展“悖論”的遭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政治上越“西化”越動盪。1991年12月8日，烏克蘭、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三個蘇聯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在明斯克簽署《別洛韋日協議》。該協議在宣告終結蘇聯作為統一的聯盟國家的同時，並未指明，三個斯拉夫兄弟將向何處去？除了對“夢幻的西方世界”模糊的憧憬之外，對於獨立後究竟採取何種政治體制、如何發展經濟、造福民生等，烏克蘭各方勢力並沒有一個長遠、清晰的路線圖。於是，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等藉助“全盤西化”的大潮在烏克蘭大行其道。其結果，卻是在西式民主的外衣下掩蓋着“財閥當道”“寡頭政治”。

1996年6月，烏克蘭議會通過獨立後的第一部憲法，宣佈在政治上實行總統議會制。然而，這一制度安排並沒有維持太久就遭遇逆轉，並由此成為隨後近20年間烏克蘭政局週期性劇烈動盪的開始。此後，每逢總統或議會選舉年，國內各政治派別都會紛紛打出“革命”“革新”的口號，圍繞總統—議會—政府之間的權力分配展開白熱化爭奪。這種帶有周期性的政治內耗，並沒有使國家變得更加“民主”，反而造成國家政局和社會秩序的嚴重紊亂。不到20年時間，烏克蘭已經發生了兩場“顏色革命”，政體也已經在總統議會制和議會總統制之間反覆“橫跳”3次。直到今天，烏克蘭各方勢力圍繞國家權力分配結構的鬥爭仍未徹底終結，國家政局週期性動盪的根源也遠未徹底清除。

第二，經濟上越“西化”越衰敗。與政治上陷入“民主迷失”相比，獨立後的烏克蘭在經濟改革上的“西化”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獨立之初，烏克蘭急於擺脱蘇聯舊式經濟體制下的種種弊端，加之歐美許諾對烏克蘭經濟予以各種援助和“指導”，一場以全盤私有化和融入西方市場體系為目標的經濟改革由此推開。然而，在整個90年代，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並沒有提高經濟效率，反而使一大批企業高管和政府高官一夜暴富。外援方面，西方許諾經濟援助原本就是為了分化瓦解俄烏關係，在達到目的後實際落實的十分有限。這些共同導致烏克蘭經濟發展在上世紀90年代經歷了一場斷崖式下跌，蘇聯時代積累的經濟基礎幾乎被一掃而空。進入2000年後，尚未恢復元氣的烏克蘭經濟又遭受國內寡頭化、黑幫化的重創。各種“鋼鐵大亨”“天然氣公主”“巧克力大王”等層出不窮，形形色色的寡頭或壟斷國家經濟命脈，或勾連西方直接登堂入室，掌控國家權柄。隨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短暫的增長期結束，烏克蘭經濟進入反覆的劇烈振盪期。2019年，烏克蘭GDP為1537.81億美元，仍未恢復到11年前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而在人均GDP方面，按現價美元計算，世界銀行數據顯示，烏克蘭2019年僅為3659美元，排名歐洲倒數第一。

第三，外交上越“西化”越撕裂。早在1991年獨立之初，烏克蘭就確立了全面“西向”的對外發展戰略，即在疏遠俄羅斯的同時，加緊向歐美靠攏。除了在政治上仿照歐美建立多黨議會制民主體制，經濟上大力推進私有化以融入西方市場之外，烏克蘭還確立了以“加盟入約”為中心的具體外交目標，即爭取早日加入歐盟和北約，從而藉助歐美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徹底擺脱對俄羅斯的經濟依賴並抗衡來自俄羅斯的所謂安全“威脅”。然而30年來，烏克蘭在“加盟入約”上卻並未取得多少實質性進展，反而在盲目“擁抱西方”的過程中不斷惡化着與俄羅斯的關係。從兩次獨自吞下“顏色革命”殘局的苦果，到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再到俄烏衝突，一系列殘酷的現實表明，烏克蘭陷入越“反俄”、越追求“西向”，就越被嚴重撕裂的怪圈之中。

烏克蘭獨立後為何會長期陷入週期性動盪？

首先，自身定位與發展道路選擇上存在嚴重失誤，導致國家戰略自主性喪失。烏克蘭地處歐亞大陸腹地的核心地帶，是連接歐亞之間重要的橋樑和紐帶。獨立之初，烏克蘭又直接繼承了蘇聯時期留在本國範圍內的幾乎所有“家底”。應該説，無論從“硬實力”還是其他稟賦條件上看，獨立後的烏克蘭都具備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充分空間，甚至有逐步發展為一個居於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中等強國”的可能性。然而，迫切告別蘇聯時代並急於投入歐洲“大家庭”懷抱的衝動，導致當時的烏克蘭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放棄了掌握本國戰略自主性的可能。然而，後來的事實卻是，自願放棄戰略自主的烏克蘭，既沒有換來歐美許諾的豐厚援助與承認，也沒有足夠緩解來自俄羅斯一方的戰略壓力。此後，戰略地位無足輕重的烏克蘭實際上淪為美、俄、歐三方在東歐地區戰略博弈的“棋子”。對於再難自主掌握國家發展方向的烏克蘭而言，最優的選擇只能是機會主義式地在東西方之間搖擺甚至“橫跳”。

其次，在對外關係上任由外部勢力尤其是西方大國長期深度操控。獨立30年來，備嘗喪失戰略自主苦果的烏克蘭，並沒有選擇及時“止損”，而是在“反俄”“擁抱西方”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甚至最終被個別西方大國深度操控。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並沒有絲毫放鬆對蘇聯後繼國俄羅斯的打壓，不斷藉助北約東擴、歐盟擴容等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而在美國戰略家所規劃的全球戰略中，地處“歐亞大棋局”核心地帶的烏克蘭無疑是一個關鍵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家”。因此，通過各種手段掌控烏克蘭的內政外交，就成為美國壓制俄羅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時至今日，美國已經在烏克蘭建立起一整套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嚴密的控制體系，以至隨時可以通過不同手段干預烏克蘭的內政外交。今日烏克蘭自身的困境，都有美國情報部門的背影，烏克蘭危局是按照美國希望的劇本展開。

再次，國家和民族認同的持續撕裂，導致國家內政外交的混亂無序。歷史上，從《羅斯史記》（1187年）第一次出現“烏克蘭”的記載算起，作為某種民族形態存在的烏克蘭，擁有着至少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但是，烏克蘭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存在的歷史，則僅僅始於冷戰結束至今的30年。也就是説，對於烏克蘭這一相對“年輕”的國家而言，國家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實際上並未徹底完成。進入21世紀後，在盲目追求“西化”以及個別西方大國的煽動下，烏克蘭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持續高漲。然而，烏克蘭與俄羅斯在民族、地域、語言和宗教等多方面的複雜關係，遠非冷戰後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就能夠徹底割裂開來。相反，烏克蘭當局近年來的上述舉動，實則是在加劇而非緩和國內民眾在國家和民族認同問題上的嚴重撕裂。

綜觀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風雲變幻，烏克蘭深陷發展“悖論”的遭遇絕非個案，而是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推而廣之，可以將其歸納概括為冷戰後國際政治中的“棋子化”現象。具體而言，“棋子化”現象的對象國主要包括原蘇東地區和世界其他失去發展方向的政權。它們在冷戰後普遍受到美西方“民主輸出”戰略長期的滲透和影響。通過直接的政治外交干預，或藉助各種非政府組織的推銷和運作西式“選舉術”，美西方逐步將這些“轉型國家”變成美國的傀儡、附庸。經濟上，通過提供經濟援助、在重要企業的監事會中安插親信或發佈制裁威脅，美西方又控制了其國家經濟命脈。

冷戰後美西方陣營不計後果地極力對外“輸出”民主，不僅沒有給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帶來民主與繁榮，反而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災難：政局動盪、治理失敗、衝突不斷，民眾流離失所。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切身利益和人民福祉，在“盎薩”陣營那裏，不過是攫取地緣政治利益的可以隨時交易的“籌碼”而已。

烏克蘭等類似國家陷入西化與發展“悖論”的慘痛現實一再警醒着人們：在冷戰後的國際政治舞台上，不論國家大小強弱，都必須始終堅持最基本的戰略自主，保持必要戰略定力，以免落入個別西方大國佈下的發展陷阱，以至給本國帶來難以挽回的災難性後果。

美西方打着“民主化”“自由化”的旗號，將西方民主打造成即插即用的軟件，然而“盎薩”主導的西方世界是等級森嚴的依附性結構。但是在俄美角力、世界劇變之際，人們看到，隨着西方政治、經濟軟硬實力逐步的衰落，一個統一的西方日益縮減為盎薩模式，因俄烏衝突獲得的內部“團結”不過是暫時現象。冷戰後30年非西方國家虛幻的“西遊夢”，將逐漸走向破滅。（作者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以及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