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裴：發展中國家正高度警惕“集團對抗”

持續演進的烏克蘭危機表明，國與國之間大規模軍事衝突並未遠離國際社會，傳統安全問題仍然困擾着當今世界。不管這場危機以何種形式收場，相關方之間的拉扯關係都將在相當長時間內持續，國際格局會發生新一輪動盪和重組，世人對國際安全與國際秩序的認識也將發生劇烈變化。

曾幾何時，經濟、信息、公共衞生、生態環境以及恐怖主義等方面的非傳統安全議題吸引國際社會的主要目光，也是國際合作與學術研究的熱門話題，甚至一度掩蓋以坦克大炮、飛機導彈、戰壕巷戰為標誌的傳統安全議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更是加劇了國際社會對非傳統安全治理的重視。而就在新冠病毒繼續變異肆虐的艱難時刻，俄烏之間爆發激烈軍事衝突，又將國際社會的目光從對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偏重拉回到傳統安全議題上。事實上，俄烏衝突很快就從軍事層面擴展到金融制裁與反制裁、網絡空間衝突、輿論信息對抗，其間還夾雜着疫情蔓延、恐怖主義、難民危機等元素，套用形容這場衝突的一個典型詞彙“混合戰爭”，烏克蘭危機表現為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的“混合安全”問題，凸顯了國際安全的脆弱性和國際治理的難度，衝擊着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

與霸權國家加緊打壓競爭對手以護持國際秩序主導地位，發達國家頻頻製造貿易壁壘以保持經濟領先不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核心利益繫於和平與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國富民強，以自信從容的姿態融入國際社會。因此，在一個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的世界裏，建立一個公平合理並且能夠保障自身和平發展權益的國際秩序，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最關注的國際性問題。

從目前表態來看，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發展中大國不希望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選邊站，甚至表現出對當前國際社會對抗氛圍驟增的失望。這也釋放出一個積極信號，即廣大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意識到不能只在美西方國家主導甚至操縱的既有國際秩序中進行有限選擇，更不能盲目地唯大國強國馬首是瞻，而是需要更積極主動地思考促進國際秩序怎樣更有利於延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現行國際秩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由美國及其盟友提供的國際安全公共產品基礎之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默認美西方國家國際社會主導地位的前提下，通過相關國際組織或協議甚至“口頭承諾”為自身安全買上一份保險，但這種“保護性秩序”的弊病已經通過烏克蘭危機較為充分地暴露了出來。烏克蘭危機激化為軍事衝突，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烏克蘭尋求進入“保護性秩序”未果反而加大自身安全風險，在漁利心理以及核威懾等複雜因素影響下，美西方國家無法兑現之前口頭釋放的安全承諾。這還不只表現在烏克蘭問題上，部分國際安全公共產品淪為拉幫結派製造對抗的工具，可信度大打折扣，美西方國家主導的“保護性秩序”難以為繼已經成為一種普遍趨勢。

烏克蘭危機爆發後，有人認為國際社會將演變為兩個或幾個大國集團對抗的國際格局，除了少數公開宣佈中立的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需要選邊站，與大國形成緊密軍事同盟來保障安全。但一方面，烏克蘭危機本身就濫觴於冷戰時期，冷戰形成的諸多遺留問題和冷戰思維一直影響到今天，成為國際社會極難化解的歷史矛盾，絲毫不值追念。另一方面，集團對抗不過是“保護性秩序”的加強版，核心邏輯仍是大國向小國提供保護傘，小國安全寄希望於同大國的聯盟和協議，但這種關係並不能緩解陷入全面衝突時的心理壓力和現實威脅，相關保護承諾在核威懾面前更是顯得蒼白。

國際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變革絕不能停。廣大發展中國家應認識到，地緣政治和傳統安全危險並非迴歸，而是地區性戰爭甚或全球性衝突的風險從來沒有遠去，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疊加，加劇當今國際社會安全風險。廣大發展中國家也需看清，由大國或軍事聯盟提供的所謂安全承諾在某些關鍵時刻往往會“打折扣”，大國或聯盟可能出人出槍，但也可能只是口頭“聲援”，這都取決於它自身的利益考量。廣大發展中國家還需理解，一個國家的安全不能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安全為代價，只有聯合國這樣的全世界所有國家大聯盟才能真正體現集體安全的意義，排他性的軍事集團只能進一步陷入安全困境的怪圈，最後受害的還是發展中國家自身。

因此，只有建立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風險應對、拒絕結盟對抗、充分顧及國際社會相關各方利益的國際秩序，才能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更長的和平與發展機遇期。

烏克蘭危機不僅不會將廣大發展中國家推入美西方大國的保護傘下，反而必將促使更多國家拋棄幻想，更加團結一致地與國際社會其他國家一道推動國際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變革發展。（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觀察》編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