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年輕人需要積極的網紅生活

在當下，“網紅”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新興職業。越來越多年輕人通過做“網紅”改變了人生軌跡，獲得某種成功，同時，“網紅”還具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和輻射力，因此“網紅”作為一種職業已經開始引起年輕人的興趣。當然，“網紅”作為一種職業選擇，也引發了不少社會爭議。

事實上，“網紅”不是從今天開始有的，從互聯網普及之時起，就一直有“網紅”現象，過去的“網紅”往往是製造出網絡上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的主角，或者是出於宣傳目的在網上營業的演藝明星。而“網紅”成為一種現實的職業選擇，是在直播和短視頻等新的社交方式出現之後，這些新的方式給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表現平台，也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這些空間互動性更強，傳播力更強，黏着力更強，給了想成為“網紅”的年輕人更多的機會。在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由於網絡效應，往往三四線城市和鄉鎮的年輕人獲得了在網絡上更多的展現機會，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他們引起關注的方式也相當多樣，有才藝表演、知識普及和直播“帶貨”等。這些都是網絡生活發展帶來的新變化。

從總體上看，現在的“網紅”羣體中有相當一部分在傳播積極內容，包括非遺傳承的展現，傳統戲曲的傳播，還有各方面知識的科普，這些都受到了社會的肯定和好評，也是年輕人積極面對生活的表現。比如因疫情失業的越劇演員陳譽通過抖音直播唱戲，靠網友打賞支持開啓了新事業；河南民間劇團“麥田鄉音”依靠直播間收入，養活了整個戲班；黃梅戲演員程程本為湖北某民間劇團的當家花旦，現在則是擁有72萬粉絲的抖音戲曲主播，把直播間當做新舞台。至於唱、跳、喜劇等表演和直播帶貨的主播，只要其內容不消極，表現相對健康，對於觀眾來説也是減壓放鬆的一種方式。這些都促進了社會生活的活躍。

然而另一方面，一部分“網紅”的網絡活動中確實存在低級無聊庸俗的表現，傳播了消極內容。做“網紅”門檻較低，而收益頗豐，因此許多年輕人躍躍欲試，形成激烈競爭。一些人在這樣的競爭中難以把握自己，為了流量喪失積極正面的追求，為吸引眼球失去對內容基本的把控力，而且他們獲取的部分收益也沒有依法合理納税，最後導致了負面影響。

因此對於新興的“網紅”職業，社會層面的職業監管和“網紅”自覺承擔社會責任都不可缺少。一方面社會要加強監管和教育，讓進入這一行業的人認識到堅守底線的必要性，對於違法亂紀和違反公序良俗的行為，相關部門應給予嚴厲處罰。平台和相關的利益方也應承擔起相應責任。另一方面，進入這個行業的“網紅”也需加強自律。他們要有底線意識，要守住社會公序良俗的底線，守住法律法規的底線。同時他們也要對內容有更高的追求，多發佈積極、有益於社會的內容。這些都是“網紅”需要注意的。

“網紅”成為一種新興職業是社會新的發展，我們需要正視其中的複雜性。（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