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永：東亞可持續安全緣何面臨威脅

21世紀第3個10年伊始，非傳統安全和傳統安全發生着兩件大事：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烏衝突。它們使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面臨嚴峻挑戰，可持續安全與可持續發展正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認真思考的兩大全球課題。俄烏衝突對東亞乃至世界的最重要啓示之一就是，人類要走可持續安全之路。

第一，各國決策者需要摒棄所謂現實主義權力政治和傳統地緣戰略舊思維。事實證明，儘管歐洲並不缺少多邊安全合作的機制，但由於缺乏科學的安全觀，所謂現實主義權力政治和傳統地緣戰略決策思想導致歐洲安全機制失靈，安全成本不斷上升，安全質量卻不斷下降，乃至出現安全政策異化現象，冷戰被熱戰代替，並可能危及世界和平。

東亞地區要警惕這種傾向的出現。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背後起作用的，是所謂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國際政治思維與“海陸對抗宿命論”等傳統地緣霸權爭奪戰的邏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所謂“新現實主義外交”即是其表現之一。這將必然導致日本在俄烏衝突中作為美國的盟國迅速跟隨美國和北約其他成員國的對俄全面制裁舉動。今年5月韓國當選總統尹錫悦執政後，日美很可能將壓韓方在勞工等問題上做出讓步，同時努力將韓國納入“印太戰略”。此外，日本還將推動修改戰後《日本國憲法》，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戰略、防衞計劃大綱和擴軍計劃，甚至開始討論與美國“核共享”，參與太空軍事化、網絡軍事化，妄圖使日本成為“能戰大國”。

然而，事實將證明，日本這些做法不僅會嚴重威脅東亞鄰國的安全利益，也會嚴重損害日本的國家安全利益，使日本陷入戰後以來最差的周邊安全環境。岸田“新現實主義外交”將帶給日本“非現實主義”的結果，這就是日本安全與外交政策的異化現象。

第二，東亞地區要防止“暴力多邊主義”帶來的安全危機與災難。縱觀全球，東亞地區之所以相對和平穩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單邊黷武或“暴力多邊主義”並未在東亞地區盛行。然而，東亞各國仍需要居安思危。

必須看到，2016年以來美日推行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實質是以日美同盟為軸心謀求建立包括北約成員國在內、共同對抗中俄朝的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和科技集團。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日本曾是其中的主力。二戰中，日本與納粹德國和意大利結成軍事同盟，全面擴大侵華戰爭，最終戰敗投降。然而，歷史的教訓好像已經被遺忘，信奉軍事實力和軍事集團的戰略擴張基因似乎在日本得到隔代遺傳。

儘管廣大日本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日本憲法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但是近 10年來，日本當局在釣魚島列島主權歸屬認知方面，不斷向公眾特別是年輕人灌輸所謂“日本固有領土論”“日本實效管轄論”“中國入侵領海論”等，造成日本民眾對華感情惡化，潛在敵意上升。這是非常危險的。去年以來，日本集結英法德加等國軍艦在東海、南海舉行聯合演練，矛頭所指不言而明。4月7日，日韓澳新作為北約的亞太地區夥伴國出席北約外長會議，日韓是首次參與，引起各方高度關注。5月，日本將在東京主辦美日澳印四國峯會，針對俄羅斯和中國將發出何種信息值得關注。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很可能形成“東亞版北約”並在日本修憲後與北約合流，成為全球“暴力多邊主義”的温牀和未來東亞戰爭與衝突的淵藪。

第三，東亞要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構建可持續安全的國際多邊機制。共同安全就是所有國家的安全戰略、政策與措施必須兼顧本國安全與鄰國的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就是通過綜合手段和方式，既維護和平、確保傳統領域的安全，也確保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安全，即國際總體安全；合作安全就是努力通過國內國際協同合作，共同維護本國和鄰國的綜合安全；可持續安全就是要通過共同、綜合、合作的安全路徑與方式，確保較低成本的高質量安全的長期有效性。

2014年以來，東盟地區已經開始接受可持續安全的理念，中日兩國有識之士可以就可持續安全理論與實踐進一步交流探討。長遠看，可以考慮在東盟安全共同體的基礎上，構建東亞可持續安全共同體。相關各國可在樹立可持續安全觀的過程中，思考未來領土領海歸屬認知爭議等一系列難題，而不被傳統權力政治或地緣政治舊決策觀念所束縛，不被世界爭霸戰所連累，為全球可持續安全做出東亞國家的貢獻。（作者是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