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利平：印太經濟框架在東盟難如願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近期剛結束對新加坡訪問，這是2021年底拜登總統提出印太經濟框架設想以來，美國高官圍繞該框架又一次對東盟國家展開訪問，凸顯出東盟在該框架中的重要位置。

新加坡作為東盟的創始成員，在華盛頓看來，它在東盟共同體塑造方面扮演着“軍師”的角色，因此美國視新加坡為印太經濟框架的關鍵一環，試圖把新加坡打造成東盟落實該框架的“模範生”。而新加坡作為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與美國加強經濟聯繫，在比較競爭中獲利，也符合新加坡的戰略利益。傳統上，新加坡是美國第二大亞洲投資來源地，美國是新加坡的最大投資者。新加坡在美國的投資和美國對新加坡的出口支持了超過25萬個美國就業機會，這是全球化發展給雙方帶來的紅利。

這次戴琪與新加坡同行商談了在雙邊和多邊層面，加強在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因為這兩個領域屬於印太經濟框架的核心內容。然而，在烏克蘭危機外溢、全球經濟面臨重大挑戰之際，以安全為前提的印太經濟框架恐怕難以如美國所願。

客觀來説，美國和新加坡在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方面擁有各自的比較優勢。在數字經濟方面，美國藉助多邊貿易談判體系，擁有數字經濟貿易規則的主導權；而新加坡則是《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創始成員國之一，享有數字經濟規則談判的優先權。在綠色經濟領域，美國以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為抓手，可以在環保、勞工標準等方面提高門檻，拉大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新加坡則在區域內第一個實施徵收碳税，積極鼓勵綠色債券的發行和投資，大力開發清潔能源。

然而這種比較優勢的合作能否被東盟國家接受，還是一個未知數。東盟內部大多數國家屬於發展中國家，有的還屬於欠發達地區，數字經濟基礎設施薄弱，嚴苛的數字經濟規則不一定適合區域內國家。在綠色經濟方面，過高的環保和勞工標準，勢必提高東盟國家產品的成本，使其難以在全球化競爭中取勝。

同時我們看到，中國與東盟在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方面已經開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數字經濟方面，通過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電信部長會議、中國-東盟電子商務峯會、中國-東盟數字經濟產業論壇等合作機制，雙方在數字基礎設施、電子商務、數字技術研發等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綠色經濟方面，雙方以中國-東盟可持續發展合作年為抓手，在減貧、環保、低碳等方面進行了良好合作，逐漸開始形成南南合作的新範式。

因此，美國即將推出的印太經濟框架試圖把東盟作為圍堵中國的突破口，最後很大可能將事與願違。在疫情期間，中國與東盟貿易出現逆勢增長。2021年，中國與東盟貨物貿易額達8782億美元，同比增長28.1%。其中，中國對東盟出口4836.9億美元，同比增長26.1%；自東盟進口3945.1億美元，同比增長30.8%。東盟連續兩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這體現了中國同東盟合作的韌性與巨大潛力。隨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落地，雙方合作潛力將進一步釋放，激發更多需求與市場。而以排他性為出發點的印太經濟框架，顯然與地區一體化和全球化大勢不符，很難給地區帶來持久的紅利，註定難以有效推動。

當然，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利用自身的全球霸權，推動印太經濟框架可能對中國造成的負面衝擊。根據白宮公佈的“印太戰略”，印太經濟框架將由覆蓋不同議題的多個模塊組成，簽署國無需加入所有模塊，但必須同意所加入模塊的所有條件。這實際上就是由美國製作“菜單”，各國來“點菜”，以價值觀和規則為核心，建立獨立於中國的關鍵供應鏈體系。

如果按照印太經濟框架的邏輯，未來中國在經濟安全環境方面將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一帶一路”合作項目可能面臨以過高環保和勞工標準衡量，受到更多“妖魔化”或污名化的挑戰；另一方面，西方以半導體為核心的關鍵供應鏈體系將對中國形成越來越多的擠壓，這可能對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形成衝擊，造成更多的“卡脖子”難題。為此，我需保持戰略定力，以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促進高質量發展，妥善應對印太經濟框架帶來的挑戰。（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