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景泰：如何掌握涉華翻譯主動權

近些年，在一些涉華關鍵問題、關鍵事件中，西方輿論經常出現誤譯、刪譯、增譯和改譯等現象。具體而言，這種現象主要有兩種類型。

第一種屬於客觀因素限制，特別在缺乏相應政經語境與專業背景的情況下，一些中國獨有的概念讓人理解困難進而造成的誤譯。作為一種經驗識解和表意的資源，語言具有鮮明的系統性，一個概念的準確編碼與解碼需要一整套話語資源的支持。當前國際社會普遍缺乏對中國政經語境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系統認知，理解中國獨創的一些概念自然面臨較多困難。再加上中國迅猛發展的社會實踐還在不斷催生新概念、新表述。比如疫情防控中的關鍵詞“社會面清零”，不少外媒就懵圈了，BBC在4月9日的報道中就將其稀裏糊塗地直譯為“social zero Covid”。

第二種屬於主觀動機驅動，即出於國際政治博弈的需要，為了污名化、妖魔化中國，故意封鎖、歪曲中國信息而進行的刪譯和改譯等現象。近年來，部分國家和地區通過一系列系統工程大打對華輿論戰，涉華翻譯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環。部分西方政要、媒體與學者基於自身意識形態立場與政治利益，有意識地選擇翻譯材料以斷章取義，運用翻譯策略以移花接木，發揮中式英語語義模糊的特性，將中國妖魔化。例如，新疆依法設立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屬於學校性質，西方卻將其稱為“再教育營”。而在西方政治語境中，所謂“再教育營”就是集中營的另外一種稱呼。再比如，華為任正非説“要闖出一條血路”，卻被譯成任正非“要一路殺人血流成河”。

目前，涉華翻譯又呈現出兩種典型趨勢，將相關危害持續放大。首先，污名化翻譯問題出現規模化、體系化的趨勢。從近年反華勢力的策略動向來看，選取極端典型網絡言論進行翻譯，在境內外輿論場來回搬運，以製造中外對立、羣體撕裂的策略極為常見。近來，境外又有賬號發起所謂“大翻譯運動”，將境內大V或普通網民的極端言論翻譯成外語，用於醜化中國形象。這種套路目前已經成為某些反華自媒體刷粉提升關注度的典型策略。

其次，污名化翻譯出現算法化、自動化的趨勢。隨着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多語言信息語料的爆發式增長，特別是神經模型的應用，機器翻譯質量迅速提升，並在國際傳播中應用日益廣泛，如推特等國際主流社交媒體平台聯合谷歌提供了即時翻譯服務。但受技術所限，機器翻譯基本都為直譯，準確性有待提升，且目前還無法結合語境準確還原出原文等情感色彩，結果導致一些涉華翻譯的技術性失誤層出不窮。例如，“加強管理”是我們政治話語中的常用詞，然而如果直譯為“Enhance the management”，在英語語境下會有強烈的暗示性，帶有“服從組織紀律”“剝奪個人自由”“限制自由意志”等情感意味。類似的詞彙還有“服從”“明確”“強化”等，直譯都會存在強烈暗示。不僅如此，由於語言翻譯還暗含着西方的話語霸權，如果不加改變的話，機器翻譯技術的大規模部署無疑也會進一步固化這種傳統，造成強勢語言對弱勢語言的吞併。

話語研究理論表明，話語是通過為事物命名和提供意義解釋而產生並流通的。命名權和解釋權本身就是話語權的核心要義，它預設了看待與解釋問題的立場和視角，影響着公眾的社會認知和價值判斷。因此，國際涉華翻譯出現的種種亂象，已經在我國的對外傳播中造成嚴重的“巴別塔效應”，即由於語言不通而產生的誤解、誤判，甚至衝突現象，嚴重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塑造和國際話語權的提升。話語權歸根結底是對話語本身的掌控，“語言從來都是帝國的最佳伴侶”。因此，作為國際輿論場上的弱勢者，中國要積極掌握涉華關鍵概念翻譯的主動權，成為涉華問題國際話語構建與流通的主導者，積極投身於事關中國問題的國際通用表述的翻譯與傳播之中，為國際社會提供中國話語翻譯的公共服務。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建立專門的政治話語關鍵詞庫，對於政治色彩、暗示效果較強的常用政治話語，建立網絡公開的專門詞庫，為國際社會服務；可以會同部門和企業，修正歷史事件中有歧視性意味的翻譯；可以更及時地提供我國領導人及黨政軍各系統的重要講話、可公開文件、報告的世界主要語言版本，等等。同時，我們還要與國際社會一起，利用網絡自組織的力量，發現並糾正涉華翻譯中的各類問題，正本清源，才能有利於維護國際輿論的客觀性與公正性。（作者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