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波：西方從俄烏衝突中難獲“民主自信”

在俄烏衝突的討論中，西方提取出所謂“民主與專制鬥爭”的問題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內容。近日，美國一篇題為“專制制度終將衰落”的文章認為，“現在不是高呼民主必勝的時候，而是對威權主義的無能乃至可能的不穩定性進行評估的時候。”通過聯繫俄烏衝突進展，對所謂“專制”制度展開一系列批判，西方臉上顯露出久違的“民主自信”。

談到所謂“民主必勝”信念，不能不重提福山的“歷史終結論”。1989年，福山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發表的《歷史的終結？》一文認為，自由民主理念已經無可匹敵，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也就是説，西方的自由民主不僅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而且是最後的形式。然而，21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軌跡已然令福山尷尬了不知多少回。這也再次説明，對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預測從來都是一件高風險和高難度的活。福山儘管依然抱着“自由民主必勝”的信念，但近年來他還是一次次發出了“民主衰敗”的無奈慨嘆。今年年初，他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再次強調，在樹立良好“民主”實踐模式方面，美國已經信譽掃地。他説當年提出“歷史終結論”時低估了兩個關鍵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先進民主國家”出現政治衰敗的可能性。

事實上，從美國總統大選到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民主如何死去》之類書籍的暢銷，西式民主的衰落是被廣泛承認的客觀現實。作為西方總體性危機的表徵，西式民主的衰落藴含着資本主義越來越明顯的自我否定趨勢，與西方在歷史進程中主導地位下降之間的正相關性逐步增強。有西方學者指出，“過去幾年，‘專制統治’似乎佔了上風，在全球取得了發展，而民主卻在繼續衰落。”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思想界敏鋭地從當下俄烏衝突中嗅到了有利線索，獲得了某種激勵。關於自身的反思性批判也發生根本轉向，對威權主義弱點的揭示與聲討成了焦點話題。在這個意義上，俄烏衝突對於西方來説成為再及時不過的安慰劑。

目前來看，西方關於“威權主義”弱點的分析並沒有展現出太多新意。無論是“決策往往是在一個封閉的小圈子裏做出的”“為了秩序而限制自由”，還是“荒誕的民族主義誤導人們去追求遠超出他們能力範圍的野心”，基本上都是觀念先行的結論。當然，他們揭批“威權主義”的本意，不是為了認真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問題清單，而只是藉以重塑西方的民主自信。他們想強調的是，即使面對“威權主義”的現實成功，“我們也應該學會耐心，相信我們的自由民主制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指出，“我們的脆弱性不是來自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衰落，而是來自傳統民主價值觀的衰落。如果放棄了民主價值觀，那才是真正的墮落。”

包括民主、人權和自由在內的概念早已為西方意識形態化，他們不僅壟斷了對這些概念的解釋權，而且將這些概念作為自己的專屬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將民族主義、獨裁、專制這些意識形態話語聯繫在一起，精心編織成一個獨立的精神空間，真實的現實世界被隱沒在意識形態煙霧之中。這種把概念當作現實的做法並不是一種自信的表現，而是一種軟弱的顯露，“他們膽戰心驚地死抓住這些空洞的抽象概念，只是為了不承認生活和實踐中的情形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西方揭批專制和威權主義的文章儘管大多從俄羅斯入手，卻總是無一例外地把中國納入分析框架。這既反映了西方在這個問題上一以貫之的價值立場，也反映出以所謂民主問題加強對中國打壓的態勢。

不過，無論西方如何編排和指責，對於遏制自由民主的衰退趨勢來説，這些恐怕都無濟於事。自由主義經濟加劇了全球空間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只要自由民主屈服於資本的強勢，對於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改善無所作為，所謂的民主自信就沒有多少實際價值。美國有人認為，民主與專制之間的鬥爭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衝突，這是西方典型的依託自身所謂價值觀優越繼續佔據世界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話語。21世紀世界歷史的決定性衝突仍然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資本主義並沒有終結歷史，資本主義將被歷史終結，這個趨勢必然會變得越來越清晰。（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