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成昊：俄烏衝突將怎樣影響歐亞大格局

持續演進的俄烏衝突及其相關事態發展引發大國力量對比和彼此關係之變，也將深刻塑造相關國家的對外戰略。美國在衝突期間表現格外活躍，前不久拜登通過任期內第三次訪歐強調美國對歐洲的重視和關注，同時藉助軍事援助、經濟制裁等手段介入，希望局勢朝着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

美國在俄烏局勢中的角色帶來一個問題，即這次衝突是否會改變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印太”的趨勢？美國會否繼續把“印太”地區視為對外戰略中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板塊？針對這個問題，美國戰略界乃至國際學界一多月以來多有討論。其中多數人認為，俄烏衝突將在短期內分散美國投入“印太”的精力，但長遠看美國仍將把推動“印太戰略”視為對外戰略的首要任務。美國官方表態似乎更加樂觀。從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之前聲稱美國有能力深度介入歐洲和“印太”這兩大場域，到新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事實清單中，美國防部明確把中國和“印太”置於俄羅斯和歐洲之前，都表明了這一點。

在俄烏衝突背景下，美國如此急於強調“印太”和“中國挑戰”的重要性，傳遞出兩大信號。一是美國不認為俄烏危機能夠在本質上改變美國戰略東移的動力。危機更多對歐洲造成衝擊，並未使美國“傷筋動骨”，美國甚至藉此疏遠了歐俄之間關係，在美俄歐關係中處於更加有利的戰略位置。二是美國必須通過明確信號回應外界對其戰略資源配置的質疑。美國的“印太”盟友和夥伴同樣懷疑俄烏衝突將牽扯美國精力，質疑拜登任內的美國將進一步迴歸“大西洋主義”，對“印太”的承諾將有心無力、難以落實。

外界對拜登政府無法一心二用的質疑不無道理。俄烏衝突已從多個層面分散了美國的戰略精力，像此前規劃的那樣聚焦“印太”已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同一時間段深度介入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的“兩洋戰略”只是美國政策設計者美好的願景。

美國短期內將持續受到歐洲安全局勢的牽扯，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部署節奏遭到干擾。21世紀初，小布什政府原本已決定將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亞太，但“9·11”事件讓美國不得不放緩戰略東移的步伐，重新迴歸歐洲的大周邊。俄烏衝突雖然與“9·11”事件性質不同，但帶給歐洲的衝擊更大，歐洲復原需要較長時間。美國必須將一部分外交、經濟和軍事資源重新分配給歐洲大陸，拜登任內的重返“印太”可能不得不伴隨着更大程度的“重返歐洲”。

俄烏衝突後，美國面臨的將是一個更需要支持和幫助的歐洲，美歐在“印太”問題上的戰略錯位將更加突出。從美國的角度看，其對歐定位仍然是“大國競爭”的工具，對歐戰略聯合應當服務於以對華競爭為主的“印太戰略”。俄烏衝突導致歐洲不安全感及防務意識大幅增強，美國之所以通過北約框架向歐洲賦權，也是希望歐洲盟友能夠承擔更多防務責任，分擔美國在歐洲方向的壓力，確保美國的戰略重心能繼續轉向“印太”地區。

但歐洲的心思恐怕不會在“印太”。比如在經貿領域，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並非短期內可以消除，歐洲將面臨能源轉型的陣痛。歐洲對俄製裁的副作用不斷顯現，歐洲自身將遭到嚴重的經濟反噬。危機造成的糧食缺口將讓歐元區承受更大通脹壓力，數百萬流離失所的烏克蘭難民也將再次考驗歐洲團結和社會吸納能力。凡此種種，都將讓歐洲在一段時間內更多聚焦內務，不僅難以配合美國在“印太”進行野心勃勃的“大國競爭”，還會要求美國以歐洲大局為重。

從長期看，美國試圖平衡“兩洋戰略”將遭遇極大掣肘。俄烏衝突短期內能夠加強歐洲對美國的依賴，但美歐同盟鬆散化和“議題式同盟”的長期趨勢與形態仍將延續。經歷過“特朗普衝擊波”的歐洲對美國已經難言信任，俄烏衝突更讓歐洲深刻意識到所謂“相互依賴”的脆弱性，不願長期依賴美國安全保護，追求戰略自主的步伐節奏雖被打亂，但方向更堅定。德國等國在防務問題上的“戰略覺醒”並非為了美國安全，而是為了確保歐洲擁有真正的自主安全，是為了追求逐步擺脱美國主導的戰略自主。

俄烏衝突還進一步放大美歐在對華問題上已經存在的分歧，這將成為美歐未來在“印太戰略”取向上的根本分叉，嚴重影響美國“兩洋戰略”的實施。俄烏衝突促使歐洲將俄羅斯視為最緊迫威脅，美國卻依然認為中國是西方面對的最關鍵挑戰。美國無法解決美歐在中俄問題上的結構性矛盾，在美國堅持戰略東移的同時，歐洲的注意力則將聚焦自身和俄羅斯的關係，而俄烏衝突鎖定了美歐這一地緣政治差異。

更重要的是，俄烏衝突如同一面鏡子，對亞太地區國家的心態和政策將產生深遠影響。集團化趨勢、軍備競賽風險在亞太地區並不能排除，但地區國家渴望和平與發展的心態仍是主流。在俄烏衝突背景下，各國將更加珍視來之不易、難能可貴的和平與發展環境。因此，如果美國繼續推行帶有冷戰色彩、排他和對抗性的“兩洋戰略”，那就是在走危險的鋼絲，不會受到各國歡迎。共同完善地區安全機制、倡導合作共贏才是應對共同挑戰、實現共同繁榮的正確之道。（作者是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