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讀懂中美文化基因，走出誤解“沉默螺旋”

自美國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中美關係發生深刻調整。美國逐步改變對華接觸戰略，代之以戰略競爭，確立“全政府對華戰略”。拜登政府繼續將中國明確為“最嚴峻競爭者”，將中美競爭界定為“長期競爭”。今年2月，拜登政府發佈印太戰略報告，明確對華戰略競爭的路線圖，進一步加強“美國盟伴體系”，包括“五眼聯盟”“四邊機制”“三邊安全夥伴關係”以及雙邊軍事同盟。同時，在美國即將出台的“印太經濟框架”中，仍以排除中國大陸為戰略導向，通過加強與印太國家的合作，確保美國在經貿領域領先地位。

顯然，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決心已定，即便面臨阿富汗變局、俄烏戰爭等因素，也未顯示調整戰略佈局的跡象。

美國對華戰略調整背後有深刻的文化基礎和思想根源。中美關係之所以從經貿領域中的摩擦一步步演變為全面戰略競爭，與中美根深蒂固的文化差異導致的戰略思維錯位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從根本上説，美國文化是以地中海文明為基礎並逐步吸納多元移民文化形成的個體主義文化，美國文化認為國家治理主要是為了每個人的福利、安全和幸福，最大程度地釋放私有利益和權利，實現“天下為私”的世界。而中國文化是以中華文明為基礎形成的集體主義文化，歷來重視天下一家，追求“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這是中美在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意向上的根本文化差異。

正因為中美在文化基因上的差異，導致中美在各個領域中的交往總是處於一種相互誤解的“沉默螺旋”之中。中美元首會晤中達成的重要共識，很難在各個領域的執行層得到貫徹落實，中美行政層面的戰略溝通、經貿談判、二軌對話甚至民間交流，均呈現出因文化差異導致的誤解和誤判現象，如何突破中美文化差異形成的戰略圍牆，成為破解中美戰略競爭困局的一個關鍵因素。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妥善處理好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如何統籌“一體兩翼”的問題，即國內治理與國際治理兩翼。中美戰略文化上的差異導致中美雖然在雙邊問題上存在激烈競爭的挑戰，但在多邊問題上仍有大量合作機會，如何平衡雙邊競爭與多邊合作成為新時期探索中美大國相處之道的關鍵。一方面，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雙邊關係問題上，我應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堅決捍衞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另一方面，在涉及全球共同利益問題上，比如反恐、氣候變化、抗疫、阿富汗、俄烏衝突等問題上，不能迴避中美對話與合作，應充分發揮中美大國引領作用，統籌好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的兩翼。總之，中美應在國際治理上尊重“求同”，在國內治理上尊重“存異”，在合作應對全球挑戰和解決全球問題的過程中聚同化異，不斷累積全球治理資本，漸進地推進全球治理變革。

二是如何調適“一球兩制”的問題，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制。在全球化、數字化和智能化浪潮推動下，世界各國都被推到一個共同的世界舞台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然而，在各國利益融合、增長聯動和互聯互通的同時，各國在制度上仍然存在很大差異，尤其是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呈現為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和中國主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長期並存和競爭發展的格局，整個世界呈現出“一球兩制”的局面。因此，如何在維護一個地球大家園的基礎上，妥善調適好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制之間的摩擦和矛盾，也是新時代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要堅持對話，避免對抗，尤其是推動思想界、學術界和社會文化領域的廣泛人文交流和對話，逐步突破因文化差異造成的戰略隔閡。

面向未來，中美應避免相互為敵、對抗衝突的道路。正確的做法是分別努力探索一條適合各自文化基因的發展道路，不斷改革、不斷優化、不斷升級，推動人類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和發展，建立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唯有如此，中美兩國和整個世界才能迎來光明的前景。（作者是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