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都考古的新發現

城市考古是考古學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明中都、明南京、明北京城是大明王朝先後營建的三座都城，南京、北京廣為人知，明中都由於其短暫的命運，長久地迷失在歷史塵煙中。幸有歷史學家與考古學者撥雲廓霧、尋遺覓蹤。在元大都、明南京和明清北京城難以大規模發掘的情況下，明中都就成為研究明代都城規劃理念和形制佈局的關鍵環節。1982年，明中都皇故城被公佈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以遺址公園建設為契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訂了《明中都遺址考古工作計劃》，2014年啓動明中都的考古勘探工作，2015年正式開始發掘。直到2021年，連續多年的發掘取得一系列重要收穫，明中都三重環套、宮城居中，中軸線佈局和“工”字殿基址等重要考古發現被評為“2021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大明都城重回視線

中都城位於今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城西北，地處江淮間較為開闊平緩的地帶，是明初朱元璋在其家鄉臨濠以高標準高規格營建的都城，被認為是最能體現《考工記》城市規劃思想的中國古代理想的都城之一。

洪武二年（1369年），“詔以臨濠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以“勞費”之由“詔罷中都役作”。罷建後，隨着都城地位的喪失，中都城日漸沒落最終被遺忘在歷史深處。直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歷史學家王劍英躬履田畝，艱辛求索，終使這座塵封已久的大明都城重回人們的視線。新世紀以來，隨着考古工作的開啓，這座大明王朝營建的第一座都城的歷史、文化面貌逐漸呈現。

在中都營建中，木材不僅“令天下名材至斯”，還遣使到附屬國“求大木”；建築牆體先用白玉石須彌座或條石作基礎，上面再壘砌大城磚；砌築時則以石灰、桐油加糯米汁作漿，關鍵部位甚至“用生鐵溶灌”；所有的木構建築“窮極侈麗”，畫繡的彩繪鮮豔奪目，所有的石構建築“華麗奇巧”，雕鐫的圖案精美絕倫……明中都雖未建成，但主體規劃已初現規模，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

王劍英以其紮實的田野調查，徵之文獻，鈎沉史實，辨析遺蹟，將中都城的“前世今生”寫在了《明中都城考》一書中。過去大家一直以為北京故宮是照南京故宮建的，現在才弄清楚南京明故宮是照鳳陽明中都改建的。正是基於前輩學者文獻史學的研究和田野調查的成果，我們的考古具備了良好的學術條件。同時，較之大多數古今重疊型古代都城，中都城近乎平地起建的曠野性和直線性的歷史沿革，也是都城考古難得“大展身手”的案例。

中軸線是中都城考古的重心

規模宏大的中都城，歷600餘年風雨，城市空間形態、建築格局、街巷肌理、路網水系等基本保存原狀，且地面以上還可見部分遺蹟。因此，基於地面踏查，結合史籍記載，大致可瞭解和把握中都城基本的城市構架、建築佈局、功能配置等。

這是一個有着全要素、大體量的複雜遺址羣。以皇城禁苑城垣、城門、宮殿、御道、護城河及中書省、御史台等為代表的宮廷、中央政府機構等建築遺址羣；以大明門、千步廊、鐘鼓樓、國子學、百萬倉、外郭城塗山門、獨山門、城垣、街巷、水關、橋樑等為代表的服務於宮廷、國家文化、教育及城市基礎設施類遺存；以圜丘、方丘、觀象台、歷代帝王廟、開國功臣廟、山川壇等為代表的禮制類遺址；以皇陵衞、長淮衞為代表的軍事設施類遺存；以皇陵為代表的墓葬區；以龍興寺為代表的寺院遺址；與築城有關的磚瓦窯址等手工業遺蹟，以及公侯宅第及一般居住址等。

自2017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先後發掘了前朝宮殿、外金水橋、塗山門等遺址。都城之中心宮殿區歷來是都城考古關注的焦點，聚焦中軸線考古也成為中都城考古的重心。宮殿坐落於夯土台基之上，平面呈“工”字形佈局，由南至北分別為前殿、穿堂、後殿，前殿後出一抱廈，總長約108米。此佈局更正了一直以來“中”字形佈局的認識，為正確把握宮殿結構奠定了基礎。發現的不同體量的磉墩及其關聯遺蹟，平面分佈有序、尺度可測，點面結合柱網結構展現，進而推斷出前後殿開間進深“九四”尺度。追蹤遺蹟還發現了後殿兩翼之連廊、門房、角樓等附屬建築。此“工”字形前後殿加穿堂的格局，既上承宋元以來宮城結構之傳統，又下啓明清紫禁城宮殿之佈局，堪稱中國古代都城規制演變進程中的關鍵一環。

水系路網是一個城市的骨架，也是城市空間形態、功能配置等的重要控制閥。對宮城以南中軸線上重要建築外金水橋區域的考古發掘，首次明確了外金水河的走向，河道內發現了地丁及海墁、節水閘等遺蹟，呈現了建築方式、工藝及使用狀況。發現的外金水橋位於承天門與午門之間，與南京明故宮、北京故宮處於承天門以南的位置並不相同。共發現7座橋，呈中部主橋、東西兩翼側橋格局，主橋3座正對午門中間3門道，側橋各兩座，皆為單孔石拱橋，第一次展現了明初最高等級官式古橋的形制。而將橋與金水河道寬度、深度的尺度進行比對及分段現象分析，隱約可見河與橋的規制有關聯。

“透城見人”探究建築背後的謎團

對於外郭城重要節點遺蹟的揭露也是明中都考古的重要工作方向。2021年對外郭城相對保存最好的西垣塗山門進行了考古發掘，券洞式單門道、夯土包磚城台、馬道等遺蹟的發現，首次復原了這一西城垣唯一的城門形制與結構。

秉持建築考古的理論與方法，考古不斷揭示出凝固這座都城歷史的各類建築遺存，不斷增強了中都城的歷史信度，類型學地層學的基本方法對於分析遺存共時性、歷時性的演進特點與規律同樣不可或缺。根據中都城的考古發現，我們初步推導出“先宮殿後城牆，先宮牆後禁垣”的營建次序。

由於文獻記載的簡約，學界內外普遍對中都罷建的問題極為關注，而考古發現比較好地回應了這一關切。比如午門門洞內已對甬路墁磚，而東華門、承天門的門洞內則尚未墁磚；禁垣城以內的水系業已完成，但路網尚未完全形成；西華門城台頂部應未建樓；中心宮殿尚未完工等等。雖較龐大的中都城，目前的發現或為“冰山一角”，只是部分地窺見罷建時的碎片化歷史情境，但拼圖式素材需要“一針一線”地拼綴，最終由個案而整體、從微觀至宏觀。對磉墩、巨型石礎、石雕構件、琉璃建材、磚石及夯土等遺存，除常規的材料與技術分析外，我們還注重探討不同時期這些建築活動的動因、組織、實施、管理，探究大明開國立都之“舉棋不定”的社會背景，也即“透城見人”，實現城市考古由技術到社會再到精神的目標。

鳳陽的明中都是南、北二京之“前傳”，具有獨特的考古價值，其結構、規制、建築工藝等皆可探尋。未來的考古以解決城市考古重大學術問題為導向，期待會有更多的收穫。

（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

版式設計：趙偲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