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冷戰後30年是國際政治的“例外”？

俄烏衝突發展至今，西方很多人在反思冷戰後世界秩序的發展歷程。有人認為，冷戰後的30年和平時光可能是國際政治的一個“破例”時代，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融合發展是很難的。

這種觀點表明，西方對冷戰後的世界沒有完全走上自己希望的道路，心理落差很大。西方總有人認為，世界應該建立一個超國家的統一秩序，而不是一個基於主權國家、和而不同的秩序。期待越高，落差越大。在受到俄烏戰爭衝擊後，失望感和失落感使西方一些人誇大問題的嚴峻程度，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

與西方相比，中國、印度等國對俄烏衝突的認識則要冷靜、客觀得多。這些國家本就不像西方那樣過度理想化，而是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尋找某種動態平衡，因而對問題的認識也更加全面、多元一些。

這個世界是大家的，不會完全根據任何個人、任何國家的願望向前演進。從一戰、二戰再到冷戰，那些主動站出來試圖改造、重塑世界秩序的國家，基本都輸了。冷戰結束以後，阻礙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價值觀因素被清除，全球化進程突然加速。這不僅改變了國際秩序，也改變了很多國家的國內結構和秩序。這種趨勢雖然引起經濟民族主義情緒的反彈，但總體來看，一個更加民主、自由、繁榮和包容的世界仍是可以期待的。

更重要的是，俄烏衝突不是世界核心力量之間的直接對沖，其結果不會是全局性的，而將是局部的、邊緣的。冷戰時期，這種戰爭和衝突發生過不止一次。從柏林危機、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勝與負雖然很重要，但對冷戰進程和結果的影響也都是有限的。決定冷戰結果的，最終是相關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科技能力。具體來説，以下三個因素約束着俄烏衝突的國際政治意義：

一是俄羅斯缺乏以一己之力重塑世界秩序的能力。俄羅斯的GDP只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5%左右，不到西方世界的1/30。雖然西方不斷有人重複一個論調，稱俄羅斯試圖建立一個從大西洋跨越到太平洋的歐亞新秩序，但就俄羅斯目前的綜合實力以及對西方以守為主的戰略態勢而言，這也只能説是一種“猜測”。

二是世界上不存在一個反西方、挑戰現存國際秩序的所謂新同盟體系。西方有些人對俄烏衝突的誇張性評論，部分來自於那個潛在的“中國影子”。這種所謂的“中俄同盟挑戰西方”論調，其實是一個“假設”而非事實。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不是兩國主動選擇的結果，而是在美國戰略高壓之下的被動選擇。中國和俄羅斯各自的主要經濟夥伴都是西方國家，不存在聯盟對抗西方的經濟基礎。中俄走近，初衷是要捍衞中俄這兩個與美西方不同的大國的基本地位和尊嚴，是主權國家框架中的防禦性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不是所謂進攻性的同盟關係。

三是俄烏衝突不會產生世界性的示範效應。俄烏衝突有着複雜的歷史經緯和現實動因，這場局勢持續演變和惡化的條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擔心俄烏衝突會引起更多國家效仿，甚而會顛覆現存世界秩序的基礎，是不必要和誇大的。

世界形勢在不斷演變，但不會因為俄烏這場衝突而發生劇變。換個視角來看，俄烏衝突只是這種變化中的一種表現。更重要的是，局部的、一時的挫折和倒退，不會改變人類社會相互交往、融合的大方向。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從分散到集中、從相互隔離到相互融合的歷史。從歷史的長尺度來看，人類的戰爭史其實也是一部人類文明的融合史和發展史。現在，全球化進程雖然受到挑戰，貿易自由化受到抑制，但力的作用總是相互的，這只是全球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反作用力，更可能是向深層次發展的一個契機。

世界是由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複合而成的，衝突和戰爭也並非總是物質世界發展的必然產物。經過精心操縱的集體性恐懼和排外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曾是多次戰爭的動力來源。因此，防止過度恐懼和惡意渲染，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當務之急。（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