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仲平：歐洲對外政策不應被北約綁架

今天的歐洲是上世紀兩場世界級危機的產物，其核心是安全問題，所以二戰後歐洲的最大問題就是安全問題。戰後經濟重建固然重要，但更加根本的是，不能再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為了走出安全困境，歐洲人絞盡腦汁。

二戰後，歐洲面臨的安全問題先是德國問題，後來是所謂“蘇聯威脅”。1951年，歐洲煤鋼共同體建立，法德兩國“一笑泯恩仇”，歐洲一體化進程由此開啓。甚至到歐元的加速問世，也還有解決兩德統一後歐洲安全問題的考慮。

為了對付蘇聯，美國二戰之後留在了歐洲。戰後幾十年的敍事大體都是：歐洲人祈求美國二戰後不要離開。美國因此號稱是“被邀請的帝國”。北約1949年成立時，第一任秘書長伊斯梅就將北約的使命概括為“留下美國人，趕走俄國人，管住德國人”。其中，最核心的無疑是“留下美國人”，只有“留下美國人”，才能“趕走俄國人”，才能“管住德國人”。從此以後，北約就成為給歐洲提供安全保障的軍事集團。

北約迄今遭遇了三次衝擊。

第一次衝擊來自蘇聯解體。隨着蘇聯解體，北約的重要性明顯下降了，歐洲不需要像過去一樣依賴美國了。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德國、法國等許多歐洲國家表示反對，這可以被認為是冷戰後西方同盟內部的第一次公開大沖突，當時出現“大西洋變寬了”這樣一種形象的説法。

奧巴馬開始、特朗普加速的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給了北約第二次衝擊。特朗普推行的是“美國優先”政策，這就意味着聯盟的整體利益退居次要。在歐洲人最看重的北約對歐洲的安全承諾問題上，特朗普一直閃爍其詞，事實上在其競選期他的觀點是北約已經過時。正因為如此，特朗普時期的歐美關係非常緊張。歐洲國家開始懷疑美國是否還靠得住。由於北約內部政治和戰略溝通越來越少，馬克龍曾直言“我們正在經歷的是北約腦死亡”。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稱，“歐洲依賴別人的日子即將終結，歐洲人需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裏的“別人”指的就是美國。

如今，北約面對烏克蘭危機的衝擊，似乎抓到復活的機會，更試圖為了重振聯盟而把矛頭指向中國。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幾番指責中國未能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指稱那是“對所有人的嚴峻挑戰”。

以前，北約峯會不可能提到中國，尤其是不會在正式的、公開的場合提到中國。到了特朗普執政的最後一年，即2019年，北約公報上赫然出現“中國”，認為“中國的崛起對北約構成挑戰，但也帶來機遇”。2021年6月拜登出訪歐洲，這是其上台後首次出訪。拜登歐洲之行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參加北約峯會。在峯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關於中國的表述是這樣的：“中國的崛起對北約構成了制度性挑戰”。法國總統馬克龍可能意識到這一表述過於嚴峻，隨即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按照他的地圖，中國距離北約還是很遠的。他調侃道：“難道我的地圖錯了？”由此可見在北約如何定位中國問題上，歐洲國家和美國並不一致。

雖然俄烏衝突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北約，但歐美利益並不畫等號，歐洲應該堅持其獨立的對華政策。一方面，不論是疫後經濟復甦還是共同應對氣候危機，不論是綠色轉型還是數字轉型，中歐合作遠大於競爭和分歧。另一方面，作為兩大和平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中國和歐洲肩負着塑造和引導世界的重要責任。（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